有朋友提出，孔子那么伟大，为什么他提出的是君君臣臣和仁，却不提自由呢？仿佛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专门是为了奴役劳动人民一样。孔子纵然没有提出自由的思想，但自由的因子，也体现在他的儒家思想中。
其实，这正是一种无视历史逻辑的思想。这就相当于问慈禧太后为何不用空调一样可笑。
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总离不开他所生活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离不开生养他的土地所提供的环境滋养，因此，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总离不开他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而儒家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主要思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基础上，儒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这是儒家哲学思考并力求解决的主要关系。
孔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学说。孔子希望人与人之间不是西方所谓的人与狼之间的关系，更不是“他人即地狱”的模式，而倡导人与人之间要用爱连接，倡导人人都付出一颗爱心，以建设一个以爱为中心、以秩序为手段的大同世界。
但儒家又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孔子看到，事实上，人是不可能爱每一个人的。所以孔子提出爱有差等的原则。所谓爱有差等，就是我们要把爱首先给身边的人，给我们最应该爱的人。也就是说，人首先要爱父母，这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就是孝的原则；然后要爱兄弟姐妹，这是悌；然后按照君主、朋友等顺序，给他们应有的爱。给君主以及国家的爱，叫做忠，给朋友的爱叫做信。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孔子倡导“忠恕之道”。“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循互帮互助的原则；而“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在人际交往中，用推己及人的方法，用宽恕之道谋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美好。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立”的自由，有“达”的自由，但我们还要允许别人也有“立”的自由，有“达”的自由。自己的自由不能侵犯到别人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忠恕之道”。
其实，孔子是崇尚自由的，他曾经说，自己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随心所欲不逾矩”了，“随心所欲”并不是说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指自己的精神和智慧已经进入一个自由的王国，但行为还是在规律与规矩的范围之内。孔子的这句话，其实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只有高度的自律，才有高度的自由。
这样，在“忠恕之道”与“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基础之上，孔子渴望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就是礼。而这个礼，用孔子的话说也是“名”，因为政治就是正名的艺术。孔子在齐国提出的治国的原则，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主有君主的权力的范围，你应该有君主的样子，否则就是违礼，而臣下要有臣下的样子，父亲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这样，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权力的边界，每个人都各安其位，这样的社会才和谐有序。
因此，礼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有边界的自由。事实上，自由从来都是有边界的，而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的人生从来都是在秩序的范围内快乐地舞蹈。
到这里，好玩的国学已经回答了一半的问题，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人伦思想，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治理的思想，其中已经包含了自由的意蕴，而不是说孔子是个如同法家思想家韩非子一样的集权主义者，不给人们任何的自由。
孔子不过没有明确提出自由的概念而已。而用现在的标准，去苛责孔子为何没有提出自由的思想，与苛责慈禧太后逃跑的时候，为何不坐飞机或高铁一样可笑。
上文说过，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永远无法超越他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之所以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就与古希腊等西方文明、西方哲学有截然不同的特征，最关键的是中国与西方的人文地理的不同。
相对来说，中国文化主静，属于温和内敛型，注重集体人伦，心灵向内探索，渴望建立道德型的君子人格；而西方特别是古希腊文化，属于外向型，注重个人利益与自由，心灵向外探索，渴望建立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英雄人格。这是中西方文化与哲学的根本不同，由此也带来双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难道这是天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说孔子的哲学与柏拉图哲学的不同，其实来自于我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天意。
中国属于内陆外海的结构，内陆的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古希腊是陆海相间的结构，欧洲的大海深入陆地，到处都是小岛，这让他们征服大海变得比中国人容易得多。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是内陆型农业经济为主，是黄色文明，而古希腊则是以海洋经济为主，是蓝色文明。
黄色文明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人们只能无奈地等待，等待上天的恩赐，而蓝色文明是靠探索冒险的文明，是一种以交换为主要手段的商业文明。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的不同路径：
中国的农业文明把人固定在土地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的熟人社会。另外，由于要治理水患，就必须同外部落打交道，而没有一个集中的政府管理，这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就形成了中国中央大一统的集权社会的模式。同时，农业经济也让中国人养成了勤劳、忍耐、协作的精神。而古希腊的海洋经济模式之下，人人都是强壮的水手，人人都希望探索大海之外更远的地方，因此，形成了冒险和探索的精神。
农业文明安土重迁，而海洋文明习惯外出做生意冒险。做生意形成了科学加商业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又形成了理性加利益的文化精神。经商不再是靠天吃饭，而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农业经济就是靠天吃饭，靠集体协作的精神。因此，注重个人利益和聪明才智的古希腊人，由于做生意遇到的是各色各样的人，必须有一种规则，就逐渐形成了契约精神。而农业经济基本上是熟人社会，只需要靠血缘关系与人伦道德就能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古希腊人注重契约，而中国人注重道德。契约精神的基础是人人平等，而中国人人伦道德的基础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
崇尚人人平等的古希腊，发展出城邦制度下的民主选举，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自由，而中国的农业经济下的封建宗法制，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人伦哲学和道德哲学，他是集体主义的，个人只是集体之中的一粒微尘而已。
因此，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他们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人最大的自由是社会秩序之内的自由，人最大的追求是为集体为国家做贡献，而西方，则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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