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神话和传说交织而成的华夏文明上古史，需要辩证的解读

文明皆诞生于蒙昧，从茹毛饮血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从“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代到《周礼》制度下各司其职的拘谨和安分，从简单的骨器石器到陶器、青铜，乃至复杂的汉字和璀璨的文化，再到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逐渐形成，想来必然是一段筚路蓝缕的过程。

文物里的最早“中国”

▲何尊铭文

“中国”一词最早出自西周何尊铭文，指成周（洛邑）地区，有“天下之中”的含义，当代则指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并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个概念。

在大规模的的史前考古发现之前，殷墟奥妙的甲骨文和精美的青铜器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曾经辉煌的文明帝国之存在，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显然不会是无根之木，要么还有深埋地底的痕迹在等待发掘，要么就是西方言之凿凿的舶来品。

事实毕竟是事实，在几代历史和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从一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发掘到殷墟，最早的中国一点都没让后人失望。

一、上古的“百家争鸣”和“天下一统”

▲国宝之仰韶鱼纹彩陶盆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的一铲子首次揭开了远古中国的神秘面纱，成功填补了石器时代的空白，而后来的考古发现，上古华夏文明并非独角戏，更像是“百家争鸣”。

龙虬庄文化（前5000年– 前3000年）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北阴阳营文化（前4000年～前3000年）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薛家岗文化（前3500年一前2800年）

▲5500年前的文化版图，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出现了重合地段

早期文明由于地缘的割裂，偌大的华夏故地上诞生并演绎出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合理的表现。随后各路文明因为发展而相互接近，进而有走向统一的趋势，这当中有战争和同化，也有相互影响的学习和交流。

▲从DNA对比来看，创造龙山文化的先人就是华夏文明主体--汉人的血缘祖先

在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事件节点，一种新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早先的各个文化区，这就是源自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也是后世疑似夏都的二里头文化以及殷商文化的根源。这是华夏文明真正的源头，后来的DNA的研究也从血缘上证明了这一点，而盛极一时的仰韶文明则走到了终点，想来是被吞并了。

▲古朴优美的龙山蛋壳黑陶杯

城子崖龙山出土的大批蛋壳黑陶最薄处仅仅0.2毫米，甚至连现代工艺都不可复制，被被誉为稀世珍品，同时也是贵族阶层的专属品。

二、国家雏形的出现

为什么龙山文化能够“席卷天下”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聚落和分布特点来看，古人既没有特别集中的定居点，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阶级分化，还处在“小国寡民”的阶段。那么用成型的军队来铲除这些村落就如同反掌观纹。

▲精美的龙山玉器

龙山文化的特点正是如此，他们升级的不仅仅是工具和武器，更多体现在资源调配和人员组织能力上。而战争从规模和地域而言不再是缓慢的蚕食和行政村之间的械斗，阶级和私有财产的概念已经初步形成，单个部落进化为联盟关系，首领部落的实力和控制范围大为增强，国家的雏形出现了。

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三类型是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这三部曲和三类型是中国万年以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一个系统完整概念，也是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文明起源讨论进行一次总结。--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

▲涂山之会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

“夏启有钧台之享 ”- 《左传·昭公四年》

从夏禹的涂山之会和夏启的钧台之享可以看出，华夏大地已经建立起具备朝贡和赋税制度的王朝，这显然具备了方国和服畿制度的基本特征，想来古国形态已经成型许久了。

神话和传说中的历史从远古“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开始，人类从未摆脱过神灵的影响，并与对先祖和图腾的崇拜交织在了一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神话和传说。

神话时代是远古存留于人类记忆里面的一个时期，是远古人类族群记忆与经验的一个抽象整合体，其主角都是契合本民族风俗习惯的神，一如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和玛雅的羽蛇神，但这是一个无从考证的时代。

▲下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先秦古籍《世本》）

华夏文明中最早出现的三皇其实有上中下共九位帝王，其中上三皇都活了一百多万年，而中三皇也有两万八千年。数字显然是放大了，在山顶洞人那个年代的人是否数数都尚未可知，更何况是猿人了。

前天皇、前地皇、前人皇之事太过久古，杳杳冥冥，所谓“事有不可尽究，物有不可臆言”。

天皇地皇人皇开治各二万八千岁。--南宋.罗泌《路史》

人肯定是活不了这么久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先民对先祖的崇拜，或者当时氏族部落首领的集体称谓，至于数字，大可不必深究，也许只是某个强大部落存在时间的夸大而已。

而明代著名史学家万民英的著作《三命通会》中，明确提及天皇氏时代已发明干支历。这个是一个跨时代的发明，天干地支纪年法以六十年为一个周期，给我们考古推算提供了极大地便利，甚至《资治通鉴》也采用了干支纪年。

▲神秘的干支

天干地支的复杂性超乎想象，这是中国独有的发明，也是毫无疑问的高级思维抽象能力的杰作，此项伟大的发明也许预示文明的曙光即将来临了吧。

而下三皇最为普遍的说法是伏羲、神农和女娲，他们出现意味着传说时代即将开始。这是一个半人半神的时代，主角其实都是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和口口相传的偏差而被赋予了部分神话色彩。

不同于“三皇”的缥缈，载于《史记》的“五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相当具体而真实。

▲燧人氏钻木取火

“五氏”的贡献是构木为巢、钻木取火、部落婚嫁、百草五谷、豢养家禽、种地稼穑等一系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技能和条件，使人类能够得以生存繁衍，并结束了只靠住山洞、摘树果、吃生食的恶劣原始社会生存状态。尤其是“火”的应用，令人类与所有动物永远性的分道扬镳。

诸位想一下，智人从发源到走遍世界，从散落走向穴居，从穴居走向石木建筑，从茹毛饮血走向学会用火，从听天由命到医道启蒙，从渔猎游牧走向农业定居，岂非正好对应着人类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一点点进步吗？

就文明发展的层次而言，菜系、医药和历法等绝非能够一蹴而就的东西，必然有了不起的先人来带路。发明这些东西的未必是这几个人，但不可否认就的是必然有人或者部落发明并发展了这些东西。

但当年还没有文字，所有东西必然是口口相传至某天某史官第一次做了文字记载，与本来面目的偏差可想而知，故太史公的记载不过寥寥数笔，想来觉得作为正史太不靠谱了吧。

神话传说和考古史实的交织综上两个章节所述，真实的最早中国有琳琅满目的陶器、石器甚至骨笛，还有零散的宝石、玉器和青铜器，却没有可考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而神话传说中则有无数生动的人物和事迹，却不能从史前遗迹中对号入座，也有血腥的战争，却不知是文明之间的死斗，还是民族内部的征服战。

▲最早的声乐--贾湖骨笛

二者貌似毫无关联，其实不然，在文字和官方记录出现之前，华夏文明早期的历史正是借用传说的方式流传至今，二者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唯有将其奏响成宏大的交响曲，方能一窥上古华夏文明的真实面目。

一、笔者和朋友的困惑

笔者有一位作家朋友通读了《山海经》，他的心得在常人看来要更加缥缈，且转述一二。

"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山海经·大荒南经》

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山海经·大荒南经》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山海经·大荒西经》

▲《山海经》中的世界

《山海经》中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帝俊，上述典故中帝俊不仅是日月之父，创造了天地，还在四方建立了二十多个部落（“十日十二月”的上古部落，也许也代指干支，那帝俊应该就是天皇氏了）。

炎黄二帝，是人，百年而亡，帝俊却是唯一真神，不仅在黄帝战蚩尤时派孙子叔均去帮助黄帝，还在夏朝太康失国时“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俨然西方上帝与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摘自笔者朋友的文章

神通广大的帝俊跨越了数个时代，如果代表了一个部落，那么必然是高出一个等级的文明方能具备此等淡定和能力；如果是个人，那么已然封神了，我们可以叫他“昊天上帝”，而且是华夏文明中如假包换的上帝。

▲黄帝与蚩尤的阪泉之战

而炎黄二帝也有父亲和祖先，《山海经》说他们的父亲是少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称自己为“少昊子孙”？血缘上来讲是可以的。况且哪怕不是亲兄弟，那也可以往上溯源，我们自称的“炎黄子孙”实际上来自黄帝统一中原后的文化传承，而非绝对的血缘关系。

况且炎帝有一群，因为他是神农氏部落的首领称谓，最杰出那位的叫姜时年，也就是尝遍百草的那一个，但被黄帝部落打趴下的不一定是他；而黄帝是否是唯一也亦未可知，而华夏的人文始祖--公孙轩辕只有一个，也就是《史记》里面的黄帝，也许是因为他太优秀因而遮盖了其他帝王们的光芒而已。

▲光怪陆离的《山海经》奇人异兽

探讨再深入一点，《山海经》毕竟只是先秦典籍的一种，成书年代不详，而其他的典籍则说法不一，也不能说《史记》延用的参考文献就靠不住。上述所有推论、脑补或者臆测成立的前提在于《山海经》是本正史，那我们该如何去证明这一点呢？

一不留神就打算把祖宗都给改了，甚至这些人物究竟真实存在过都是问题，我们也终究没能下个啥子定论，抛开可以预见的毁誉参半，想到两大“民间史学家”的结论最终将归于扯淡，我们都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二、考古是一门严谨的学问

承上，既然传说和史册都有些端倪却又不可考证，那么如何才能构成信史呢？

考古是讲究实证的科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会失去了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比如将先秦的某些考古遗址拿来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上古帝王或三皇五帝神话体系去对号入座是不科学的，也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从实物中去找寻答，否则就应该辩证的对待传说。

上图意味着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逐渐一统江湖，仰韶文化消失殆尽，其他则沦为了点缀。那这是否意味着黄帝部落就是龙山文化，而被他们干掉的文明是否是传说中的炎帝和蚩尤部落呢？五千年前变故的具体过程究竟如何？我们既无从考证仓颉、嫘祖等人是否真实存在，也找不到指南车这样超越时代的发明实物，何况是神话般的风伯雨神和九天玄女呢？

▲墓葬虽然朴素，但这“左青龙右白虎”的格局，想必是位王者，到底是颛顼还是太昊，却无从得知

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考古学家邹衡

在考古学上，目前夏处于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状态。在没有出土如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性文书材料之前，这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所以，现在无法说有没有夏，无法下定论。--考古学家许宏

比如二里头文化遗址，按照王国维先生史载和考古对应的而为印证法就是不可不扣的夏朝王都，但由于缺乏可辨认文字的临门一脚，我们至今依然在可辨认的甲骨片里寻找夏朝存在的痕迹，“西邑”到底是不是夏都，还不能盖棺定论。

▲甲骨文中关于“西邑”的卜辞

“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尚书·太甲上》

我们也不能说都没有，尚书和甲骨文中“巧合”地出现了“西邑夏”的记载，而《史记》中清清楚楚地记载了黄帝以下的五帝和舜、禹，以及夏商周王朝的世系，而且与其他相关史书以及出土文物竹简的记载大同小异。

毕竟，一个民族上上下下世世代代集体造假的可能性近似为零，华夏文明的脉络清晰有序，这一点不容置喙，否定上古存在就是否定民族的起源。

也许伴随科学和考古工作的进展，所有的事实终将水落石出的，但在此之前，每个考古学家或者历史学者都应该谨言慎行。

三、史书和现实的呼应和差别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

“二重证据发”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括地志》

“尧都平阳。”--《尚书》

“唐在河、汾之东”--《史记》

建国后考古学家们按照典籍的记载精确地找到了陶寺和二里头这两块遗址，说这里就是板上钉钉的尧都和夏都似乎并不为过。

以陶寺遗址为例，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三百万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上，出土了铜器、乐器、各种陶器生活用品和未能识读的带文字器具，发现了墓葬区、平民区、贵族区、祭祀点和王宫。从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传说中的尧都，龙山文化的代表--山西陶寺遗址

从时间节点来看，陶寺跨度600多年，有着深厚的积累，而尧是帝喾的儿子，也许上古五帝有两个在这里建都。

但陶寺文化在战乱中结束，这与史书上温情脉脉的“禅让”是截然不同的，详见笔者头条文章先秦策（一）：虚伪的“禅让”，真实的血腥

考古发现，陶寺遗址曾发生过激烈的暴力破坏和毁灭行为，入侵者摧毁了城墙防御体系，捣毁了宫殿宗庙等建筑，杀死了大量青壮年，并挖掘了坟墓，彻底摧毁了尧都。

▲“IT5126HG8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

如此，不管是不是尧都，“禅让”的传说又靠不住了，这与《史记》代表的官方历史观是相抵触的。

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来父系社会的儒家兼史家司马迁在为上古氏族部落首领排序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即原始氏族部落未统一期间，各部落是同时并存而各自为政的。不论是三皇还是五帝，互相之间也未必存在司马迁排列的从属传承关系。也许他们只是散落在中原大地上不同地区的部落首领或联盟领袖，不过被强行捏合在一起罢了。

综上，笔者认为上古的考古研究能考证的是时代和文化，而非具体某个人，史册上的上古物大多存在，而事迹则被后人多次加工成了想象中的高大全，这就能解释《史记》上古记载中帝王谱系准确而人物形象大多呈现脸谱化的现象。

因为史书毕竟是人来编写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价值观和个人观点好恶的影响，比如司马迁作为儒家人物，按照孔孟的思路掩盖片面宣传“禅让”而舍弃韩非子“舜逼尧，禹逼舜”的说法就很正常。

因此，虽然史书记载有出入，但也基本靠谱，传说虽然缥缈，却能够如同镜像一般展现出当时社会的某些方面，他们所展示的脉络能清晰地对应社会变迁的历程，具体的细节反而无关紧要了：

三皇时代隐约反映的是早期人类逐步积累生存经验的历史进程；

五氏时代相当于文明诞生的前夜，人类在与大自然搏击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是进行物质积累和工艺完善的的过程，属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炎帝时代约等于父系氏族阶段的开始，在抛开过去“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混乱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细胞逐渐独立，父系继承财产的私有制度开始流行。

而黄帝蚩尤征战不休的年代标志着军事民主制度和部落联盟的建立，这导致了战争的频繁，掠夺而来的财产使部分人富裕起来，贵族集团的逐渐兴起，黄帝本人则在后世的添砖加瓦中逐渐具备帝王的形象；

因此，大禹将部落联盟转化为世袭王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以上社会变迁和经验积累后水到渠成的事情，将“天下为公”转化为“天下为家”，国家机器终于出现了。

结语：华夏文明的原创性在《全球通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将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美亚地区作为文明的摇篮，它从公元前3500年兴起，通过两河流域向四方传播，并最终传播到中国。

其实这不过是“西方中心论”下衍生的政治学术罢了，他们总是用“文明西来”、“没有夏朝”的标签来针对华夏的历史和文化，据大抵止于物质，比如仰韶彩陶和中亚彩陶的类似性和商代青铜文明发达的突然性。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理会，如果将文明的深度和内涵用青铜器出现的早晚来衡量的话，那是对人类数千年思想精髓的侮辱。

德国人看到《道德经》之后不敢说自己懂哲学，英国人读过《孙子兵法》之后要收起了对《战争论》的吹嘘，犹太人见识了管仲的手段之后不会谈金融战的师祖，其实西方站在工业文明巅峰时代发明的各种学说理论，细看不过是在拾中国古人之牙慧罢了。

而当下的我们就是伟大的华夏文明从血缘到思想之传承者，这是一个足够自豪的理由，自信的民族何必在意几句痴人梦话呢？毕竟埃及和苏美尔那些不可辨认的文字和精美的文物永远也等不到原主人的归来了。

与世界上所有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一样，华夏文明亦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着清晰的脉络。在神话、传说和信史交织而成的交响曲中，华夏文明的曙光徐徐升起于世界东方，他不仅璀璨和独立，更带着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人文色彩，这是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而薪火相传的精神世界，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念念不忘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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