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抗清战争是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期间相继出现过大量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不过抛开这些表层现象不谈，真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段历史走向的，其实是明、清两方政治制度和军事政策的不同。
想要完全说清这其中的差别不太可能，但是通过著名的“以辽守辽”政策却可以做简要分析。
一、“以辽守辽”的精髓在于它不仅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压力，而且减少了客军作战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辽守辽”最先由谁提出已经很难考证了，但这个政策相继被孙承宗和袁崇焕认可实行，同时被大量朝廷官员和边镇武将推崇却是可以确定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比较复杂，明朝自“萨尔浒之战”后对后金的战略态势就开始转攻为守。
战略防守可不同于战略进攻，如果说战略进攻是快刀斩乱麻的话，战略防守就是钝刀子割肉。战略进攻需要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人力、粮食，金钱等资源，强势割肉;而战略防守却需要建立稳定的资源输出渠道，定期放血。
这两者谁优谁劣不好说，放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自有不同的说法。但对于彼时的大明王朝来说，战略防守实在不是什么好选择。
明朝后期，席卷全球的小冰河期在中华大地上蔓延，大明王朝的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农作物大量减产，农民们不想饿死，自然只得揭竿而起。一时间，整个北方大地狼烟四起。
北方大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不仅仅动摇了大明王朝的根基，更给本就不富裕的国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这个时候起，缺钱正式成为明朝的梦魇之一。
但是缺钱归缺钱，边军的粮饷还是要给的，否则后金就该打到家门口。那么如何用最少的钱尽可能做多的事就成了朝廷的当务之急了。
好巧不巧，“以辽守辽”政策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以辽守辽”只选用辽人充军，不必征召其它地方的兵丁，这可以极大的减轻中央的财政压力，让中央得以聚集力量平定农民起义，恢复生产。鉴于此，“以辽守辽”受到了文官阶层的追捧。
另一方面，如孙承宗和袁崇焕这种沙场宿将也对“以辽守辽”持肯定态度。这是因为这些具备丰富战场经验的将军们能看出明朝边军实力不行的一大原因是客军作战，没有积极性。
一般来说，真正关心一块土地的只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别的地方来的军队哪怕再厉害，保护当地的心情也比不上当地人。而一旦战争失利又难免产生怯战避战的情绪，不仅影响自身战斗力，也会感染其它军队，从而拉低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袁崇焕就很直白地指出“南兵脆弱，西兵善逃”，来表达自己对客军战斗力的不满。
而“以辽守辽”政策旨在建立以辽军为战斗核心的战略防御体系，不掺杂客军编制。这样就可以保持边军斗志的纯净，不会被客军影响。因为辽人就是生于辽长于辽，辽地就是他们的家乡，为了保护家乡，他们自然会拿出百分之百的斗志和热情。
二、熊廷弼之所以反对“以辽守辽”是因为他认为辽地残破困顿才是边军战斗力下滑的主要因素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以辽守辽”有这么多好处，熊廷弼为什么要反对它呢?
要知道，熊廷弼可不是只会夸夸其谈的言官，他是明末军队中能与孙承宗、袁崇焕相提并论的名将，而且经略辽地日久，对辽地形势自有一番看法。他不支持“以辽守辽”绝对不会是脑子一热做出的决定，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熊廷弼不支持“以辽守辽”在于他和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孙、袁二人看重的是辽地军民的抗战热情，而熊廷弼却看到了辽地的残破和困顿。
辽地残破的原因有很多方面，而且大多都牵扯历史遗留问题，使得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变得尤为困难。
从明朝建立时起，北方蒙古族的威胁就一直存在。虽然经过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连番打击，势力已经大大缩水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好歹是曾经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虽然打不过整个大明，但是在辽地逞逞威风还是可以的。
蒙古的侵略就是辽地残破的一大原因，基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蒙古人总喜欢南下劫掠明朝边地的村镇以获取生活物资。
明朝历史上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真正使其发展成为辽地残破原因的还是隆庆年间。明朝与左翼蒙古的冲突。
这场冲突规模并不大，以至于经常被人下意识忽略。但它却使得左翼蒙古仇恨明朝，经常深入辽地进行报复性劫掠，辽地的残破由此开始。
其后，辽地为了支持万历朝鲜之役，又损失了大量精兵强将。导致了辽地军事体制从高层开始崩坏，极大的降低了辽地的军事实力
而之后的时间里辽地先后经历各种天灾施虐和贪官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辽地的底层经济，使得辽地自下而上都呈现出一番凋敝景象。
熊廷弼到辽地时，辽地正是天灾人祸不断的时节，整个辽地民变四起，大量百姓躲藏于深山，不想与官员接触。而中央拨给的钱款又大量被地方高官截取，根本无法帮到底层百姓。在熊廷弼眼里，这样的辽地，能不发生叛乱就不错了，还想“以辽守辽”，简直是天方夜谭。
三、“以辽守辽”政策的失败关键在于明朝中枢不会放心一个脱离掌控的军事集团兴起
站在上帝视角的我们可以看出，“以辽守辽”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但是失败的原因却很值得推敲。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无法在短时间内抽调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后金进行反击，所以才有了“以辽守辽”的诞生。但实际上，“以辽守辽”只能作为一个过渡性政策。
从总体国力方面比较，大明能碾压后金。只是由于萨尔浒刚刚战败，不适合再次发起一场战争。如果明朝当政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从容借“以辽守辽”的时间差，筹措力量，反攻后金。
但不幸的是，此时明朝内部正好爆发农民起义，将这个政策的结束期限一而再再而三的延后。这就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副作用，辽地豪势集团的形成。
豪势集团的兴起不单单只是在辽地，自从土木堡之变后，卫所制崩坏，募兵制渐渐成为明朝的主要军制开始，边地将门形成豪势集团的趋势就与日俱增。
因为募兵制使得底层兵丁的粮饷，训练都来自于主将，所以极为依赖主将。只要主将愿意，就可以轻松在军队之中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借此形成自己的派系，最终在所戍之地形成豪势集团。
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李成梁，李成梁堪称明朝后期最有能力的将领。在他镇守辽地几十年时间里，先后取得十次大捷。除明朝开国诸将外，没有人能在战功上压他一头。
但与其能力成反比的，却是他的骄奢淫逸，任人唯亲的私人品德。史载，李成梁经营辽地期间，全辽商民之利尽归于自身。而且李成梁由于出生军旅，对战功极为看重，在他对外征战期间，经常杀良冒功。
在安插亲信方面，李成梁更是做到了极致。李成梁经略辽地之时，就以自己的家丁组成私兵。每有战事，辄以家丁为主力，战后所得封赏也常赐予家丁，家丁凡有建功，立刻升官加封，而普通卫所兵丁不说分功，甚至常常无饷可领。
这就导致了辽地的主要军事力量全部打上了他李成梁的标签，以至于李成梁死后，李家诸子依然把持着辽地的主要军事力量。
豪势集团崛起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加强了辽地军民的战斗力，对抗金战争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作为一个已经脱离了中央管辖的军事集团，明朝中央自然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态度。
明朝后期，对边军将领的弹劾从来没有断过。无论是熊廷弼、袁崇焕，还是李成梁，都备受言官刁难。明朝皇帝对他们也不算客气，罢官的罢官，下狱的下狱，最惨的袁崇焕甚至被凌迟了。
这样做自然是为了保持中央权威，但问题是中枢的文官根本不通兵事，当他们为斗倒一位边将喝彩时，浑然不知自己也把大明往悬崖边上推进了一段距离。
纵观明末历史，大将降清，最后掉过头来打自己人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个两个还可以归咎为将领自身的问题，但如此大规模的投降，只能是制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