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乱世后立国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时期的分水岭，秦朝至宋以前的各个王朝，是世家或门阀集团协助皇帝掌管权力和治国，而宋以后，就是官僚地主集团协助皇帝掌管权力和治国。
两者的区别中最主要的就是，世家或门阀集团是世袭贵族，权力可以随着家族的兴亡，连绵不绝的继承，除特殊情况或遇见特殊的君王外，平民几无上进之路。而官僚地主集团却是可以由平民转变而来。
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最重要工具就是科举制的完善和使用，科举制并不是宋朝才出现的，早在门阀政治最严重的隋朝时就被创造出来，是隋文帝和隋炀帝试图抑制门阀的一项尝试，只不过，在隋唐时期，没能完成它的使命罢了。
宋朝能顺利的改革科举，以及将其作为国家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有赖于“安史之乱”后，延续至五代的战乱对世家、门阀的毁灭性打击，最大的阻挠力量消失，寒门、平民、新兴的权贵和皇族也都在消除门阀政治这一共识上达成一致。
科举当然在消除门阀政治上立有大功，但门阀可不仅仅只有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宋以前的世家、门阀除了诗书传家、依附势力的大小、兼并土地以及垄断商业经营，还有一项最主要的构成，就是人口的多寡，这个人口，指的是奴隶。
世家或门阀们拥有大量土地和商业经营项目，都需要人来帮助种植、管理，包括武装护卫，这些活全是由奴隶来完成，好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家仆。如果仅仅只是帮助种地和经商还好说，最关键的是，奴隶随时能转变成武装力量。
比如隋唐时期，大一点的门阀拥有数万奴隶，小一点的也有数千，不但直接减少了国家的纳税人口数量，还能随时威胁到皇权的统治，任何一家门阀中数千乃至数万的奴隶全是士兵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奴隶是不能背叛主家的，终身都只能为主家服务，不论生死，这也是他们除政治权力垄断外，对皇权的最大威胁。
可隋唐时的皇帝也拿他们没办法，反而还要保护他们在奴隶上的利益，在法律的制定上也是两相矛盾，既有保护奴隶主的条款，也有不得随意处罚奴隶的条款，本意上，隋唐时的皇权希望解放奴隶，但实际上却办不到，即使是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强势皇帝都办不到。
直到宋朝开国后，世家、门阀势衰，宋朝皇帝可以在官僚集团的配合下，真正废除了世家、门阀们可以拥有大量奴隶的特权。想来也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连一路(相当于省)的管理权力都要分成四份，怎么会允许地方上能有拥有大量武装(奴隶)的家族存在。
寒门或平民出身的官僚，以及新兴权贵们也不会允许，除了降低国家发生武装叛乱的威胁外，宋朝不制止兼并土地，且鼓励经商，这些新生的势力集团利用权力兼并到手的土地和商业经营也需要大量的人手，绝对不允许人口被某一家族垄断，需要他们能流动到市场上来。
于是，宋朝时最大力推广的是雇佣制，拥有奴隶是不被法律承认的，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大家可以各凭本事找雇工来帮助自家种地或进行商业经营。对于皇权来说，只要人口不集中在某些家族手中就行，皇权不怕新生的权力集团有钱、有粮，就怕他们还有人或私兵。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宋朝时还存在一些官奴，主要是从犯罪的官员家庭，以及造反农民、触犯法律的其余群体中产生，他们在贬为官奴后，主要是在官府的安排下，干一些修路、运输等方面的活计，女性官奴还可能变成官妓，不过，官奴是由官府掌控，所以对皇权没有任何危害。
另外就是部分权贵家族也会打一些擦边球，容纳少量人身依附的家仆，但因数量有限，皇权也就睁一眼闭一只眼。并且，不管是雇佣制的仆人，还是少量完全人身依附的家仆，宋朝都把处置他们的权力收归官府，有任何错误，雇主或家主都不能私自处罚，这也是防止门阀奴隶制死灰复燃的重要举措。
有了科举这一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寒门和平民为构成的官僚集团的涌现和掌权，加上用奴仆雇佣制防止大量人口集中在某一家族中，世家、门阀才再无翻身的可能。对于官僚地主阶级，以及宋朝皇权来讲，废除奴隶制，改成雇佣制，并严格执行下来的这一举措，是可以跟科举的功劳并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