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绝望的崇祯帝在紫禁城的煤山自缢身亡，拉开了甲申国难的序幕。农民军建立政权后，在关外的满清贵族们早就虎视眈眈，十余万八旗精锐迅速集结，准备入关分享胜利的果实。吴三桂在清代以及大顺的两难抉择中，最终选择剃发称臣，归降清代，多尔衮率军从山海关长驱直入。
当年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大军与吴三桂军在山海关激战，清军突然袭击，农民军大败而逃，李自成败退京师。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清军已经占据北方大部，攻克扬州，江北四镇不战而降，庞大的大明帝国宛如泥潭中的巨人，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事实上，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延伸，清军的胜利应当归于政治上的远见而非军事冒险。
清军入关前的军事态势
1644年，可以说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代灭亡、清军入关，都对未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京城皇宫三易其主、三易国号，王朝更替的局面将在中华大地上重演，而此时在地球的另外一边，近代科学的钟声已经敲响，机器革命的隆隆声预示了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明代末年，四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大地上角逐，分别是烽火四起的明王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代、李自成的大顺军以及张献忠的大西军。群雄逐鹿中原，到底鹿死谁手?这将决定这个古老国度政治主导权的归属。
在当时，清王朝并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清军八旗兵虽然精锐，但是只有十余万，与明军和农民军在数量上具有明显的劣势。不过皇太极经过不断用兵，相继征服了朝鲜和蒙古，后金可以利用借道蒙古的优势，发动对于明代的突袭，这种新的战争方式，加速了明代的衰落。在农民军和清军的打击下，明军陷入两线作战境遇，不久后便覆灭。
崇德三年，清太宗皇太极病逝，由于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八旗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十分激烈，但最终都顾全大局，达成了妥协，年仅九岁的皇子福临即位，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独揽大权。皇太极生前已经定下进攻明代的战略， “取燕京如伐大树，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多尔衮掌权后，也一直寻找时机进军关内，当李自成大军摧枯拉朽般攻入北京后，清代统治阶级立马商讨应对策略，随后进军关内，击败农民军占领北京后，多尔衮本人对能否一统也没有信心。八旗兵即使再精锐，也很难维持持久的消耗，况且所要征服的群体是一亿人的庞然大物。考虑到自身兵力的薄弱，多尔衮本人也并不乐观，只能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而实际上，助推清代一统的力量也并不是世人所言的八旗铁骑，“八旗不满万，满万则无敌”不过是对于自身力量的吹嘘罢了。从入主北京到兵下南京，清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大部分敌人要么是望风而降要么是束手投降，其中不乏实力强横的地方军阀以及南明政权倚为柱石的江北四镇。从清军一统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政治招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多尔衮的政治招降策略
清军入关夺取北京，并非是八旗军独立亡明，而是各种军事力量激烈斗争的结果。当多尔衮率军入主北京后，他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虽然败退，但仍有数十万之众;张献忠据有四川，拥兵数十万;明代在河南，江淮以南的力量并未遭到损失，藩王宗室多人尚在。“明亡，天下分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
清代初得北京，自然人心不稳，为巩固京师，逐鹿天下，多尔衮开始对前明士绅以及官员亲善招抚，力图用政治攻势瓦解人心。入京次日，多尔衮便下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并且传檄各州县，降者各升一级，严令劫掠，这一规定得到了前明旧臣以及汉族地主阶级的认可，也收揽了百姓之心。
多尔衮精确地认识到了时势，李自成溃逃后，从北京到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真空，谁能率先收服，便能建立起政治优势。 前明故臣以及大顺官员的归顺使得清代在北方迅速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不仅稳定了形势，还吸引到更多前明地方势力的效忠。
清军入关后，政策的出发点是标榜“仁义之师，期于灭贼”，用来转移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广大汉族“亡国”的悲痛，淡化矛盾。在北方，原明代官吏、将军、士人，纷纷杀前大顺政权的官员以及守将，向清代纳降。大同总兵姜瓖、山东谢生以及河南徐定国等地方势力都不战而降清，整个北方为清所有。
多尔衮能迅速收服人心，除了得当的政治招降策略以外，和南明弘光朝廷的内部党争以及决策失误有着莫大的关系。
南明党争以及联虏驱寇之策
北京城破，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对于淮河以南的明代君臣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另立新君，早图恢复大明河山。就皇位继承人而言，福王与神宗的血缘关系更近，并且就在离南京近在咫尺的淮安，选择福王早登大位应该毫无异议。但是东林党人却因为党争的原因，企图拥戴潞王即位，福王联络江北四镇胁迫众大臣从命，但是却埋下了内斗的种子。
弘光朝廷成立后，南明内部围绕“顺案”以及“逆案”展开斗争，互相攻击，大批官员受到牵连。 本来政权初定，最紧要的任务应该是聚拢人心，站稳跟脚，但是南明却因为北方官员曾经的失节而大动干戈。一系列的政治举措不考虑北方的现实而一刀切，斩断了北方关键力量投靠南明的退路，等于把半壁江山拱手送人。
对于乱世中的士大夫来说，“舍生报国”不过是一句空话，保全自身的权势以及财产才至关重要。李自成之所以迅速崩溃，就是因为对投降的前明官员不施加恩惠笼络，反而拷掠太甚，士绅阶级的不配合使得大顺政权无法建立行之有效的统治。
南明建立后，控制的统治区域远比清廷广大，物力、财力也远超前者。然而弘光政权却无意抗清，恢复故地，反而将注意力放到“西贼”的身上，希望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农民军。弘光政权一厢情愿“南北分治”合师进讨，但却不明白多尔衮各个击破的真实意图，等到农民军难成气候之后，清军便大举南下，平定江左之地。
明代末年，财政破产以及军饷自给的政策已经使得部分大军出现军阀化的转变，崇祯之死以及江北四镇的建立更是削弱了中央权威，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的态势愈发明显。面对这种情况，清廷以高官厚禄和裂土分封的承诺吸引了大批前明军阀以及大顺将领的效忠，通过这些归顺者的帮助，多尔衮平定了大顺以及南明的抵抗。
清军入关后，仅仅依靠十余万人便完成了对大明的征服，这种以蛇吞象的战略成功并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政治上的招降所带来的。当天下平定以后，清廷便逐步收回了原有的承诺，剥夺前明将领的政治军事权力，前明王爷和大臣也被打入杀戮和罢黜，在一系列征剿之后，清廷最终巩固了自身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