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两朝，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中，最著名的文官说了算的王朝，也就是士大夫的地位相当高，武将的地位跌落凡尘，在文官面前，小日子过得那叫个惨。
但这种权力生态，并非是两个朝代刚建国时就有的。
宋朝的所谓“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打压武将，明朝的文官主管军、政，打压武将，全都不是从开国之初就有的国策。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或许是有意识往这个方向靠拢，但他生前是没办法做到的，因为没有那么多文官供他使用。
实际上，赵匡胤搞出来的“杯酒释兵权”，是为了避免君弱臣强，而不是真的要否定武将。
“杯酒释兵权”故事中，赵匡胤主要针对的还是以“义社十兄弟”为首的禁军将领，且逼迫他们放权后，赵匡胤依旧是选拔武将来掌管禁军，而不是让文官来掌军。
赵匡胤也从来没有说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样的限制皇权的话语，开国皇帝就没有谁会这么想的。
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类似的想法。
朱元璋杀文官、武将都如草芥，搞分封，按照朱元璋的想法，他实际上是想搞“皇帝和朱家藩王共掌天下”才对。
两朝的文官集团有后来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是通过时间和努力来实现的，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本文就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聊聊这个事情。
一：宋朝文官集团崛起的过程
宋朝的文官集团是历经了七十余年，从开国之初到宋仁宗亲政时期，才走上巅峰，期间，有三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宋太宗登基后增加科举中举人员的数量。
在宋朝开国之初，由于尚未真正统一，宋朝掌管的地盘是慢慢扩充的。
因为地盘小，且部分刚被征服地区的读书人，对宋朝还有疑虑，所以，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时期，考科举的人少，中举的人也少。
根据史书记载，宋太祖在位时，每科的科举，选出的进士，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也就百余来人，如《宋史·选举一》中记载：
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五年，礼部奏合格进士、诸科凡二十八人......明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宋准以下十一人......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
科举还不是每年都有，即使宋太祖偶尔能开恩科，但执政十几年下来，也就能选出二百多位进士。
这么点人数，对于疆土逐渐庞大起来的宋朝来说，是远远不够用的，更不要说主导朝政。
这时的宋太祖，只能依靠武将和旧官僚(出身都是历经唐末、五代，存留下来的世家大族)这两个系统的官员，及他们的亲眷、门生(恩萌制)治国。
宋朝后来是依靠科举选出来大量的非这两个系统的读书人，其中包括大量寒门子弟，来取代他们，但需要时间。
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由于皇位来得有问题，担心宋太祖时代的臣子会反对他，更加迫切的需要新的属于自己提拔的人才来帮助自己。
于是，宋太宗登基之初开科举时，就大幅度增加科举中举人数，他还不是一点点的增加，一次就到位，《宋史·选举一》中记载：
太平兴国二年......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试诸科，得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贡藉，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凡五百余人......
宋太宗为多搞些属于自己的天子门生，第一次开恩科就选了五百多人，总人数是宋太祖执政十几年期间总选拔人数的两倍。
这批宋太宗亲自选拔的进士，升官的速度都相当快，如状元吕蒙正，从中进士到被提拔成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只有短短几年时间。
由此可知，宋太宗想利用亲自选拔的进士出身的官员来替代赵匡胤时代的臣子的急迫感。
也因此，从宋太宗时期开始，宋朝大规模增加科举中举人员数量，给文官集团后来掌控话语权，奠定了基础，毕竟，人多才力量大。
第二个节点是宋、辽签订《澶渊之盟》。
宋太宗执政时期，宋朝有几次跟辽国的大战，甚至是举国之战，目的是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但都失败了。
到宋真宗赵恒执政时，又打了一次，打出来个《澶渊之盟》。
任何时期，只要有战争，都会让武将变得更加重要，更加有话语权。
但《澶渊之盟》在保证宋、辽两国后来的一百多年和平的同时，也意味着，宋朝庞大的军队及军中将领的作用在变小，地位不可避免的下降。
多次战争的失败，让当时的宋朝君臣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勇气，没有了跟辽国的战争，文官集团的话语权慢慢增大。
第三个节点是宋仁宗顺利亲政。
宋朝的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祯初登基时，是没有实权的，他就是个摆设，主政的是皇太后刘娥。
刘娥主政十一年，宋仁宗都过二十岁了，她都不愿意交权，甚至还有过效仿武则天的想法。
而打碎刘娥的这个想法，且力保赵祯顺利亲政的，是文官集团。
当时，上至宰相鲁宗道等，下至秘阁校理范仲淹等，都不希望再出现一个武则天。
宋仁宗后来能熬到刘娥病死后顺利亲政，有赖于文官集团的力挺。
也因此，宋仁宗亲政后，文官集团的地位再一次快速上升，也是在宋仁宗执政时期，宋朝的文官集团走上了巅峰。
所谓“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是名相文彦博最早说出口的，他是对宋神宗说的这句话。
但这种思想的苗头是从宋仁宗朝开始，就被皇帝和士大夫集体默认，文彦博本就是宋仁宗朝的进士，在宋仁宗时期为官三十余年。
宋朝所谓的祖制不杀士大夫，也是从宋仁宗朝开始，此前的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执政时期，都是杀过文官的，《宋史》中均有记载。
因此，宋朝的文官集团不是从建国之初就有莫大的权势。
而是经过了七十余年，经过了三个节点时期的局势变动，直到宋仁宗亲政时，才正式成为宋朝权力生态中的主流。
二：明朝文官集团崛起的过程
明朝的文官集团崛起，同样有三个节点，并历经八十余年。
第一个节点是明仁宗登基。
明朝从建立之初，到明成祖朱棣去世，这个时期，文官集团的地位并不比武将集团高。
这期间，只有建文帝朱允炆在位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文官集团的话语权超过武将集团。
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这两位皇帝，可不会搞什么“以文制武”之类的把戏。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从明成祖登基到去世，朱高炽当了二十多年的皇太子。
期间，朱高炽跟自己的两位亲兄弟，特别是明成祖次子、汉王朱高煦之间，为争夺最终的皇位继承人，也争斗了二十多年。
在朱高炽和朱高煦争斗时，武将集团支持朱高煦多一些，而文官集团是集体站在朱高炽的背后，死保这位名正言顺的皇太子。
等到朱高炽登基成为皇帝后，当然要对文官集团投桃报李，开始大幅度增加文官集团的话语权。
明仁宗朱高炽虽然在位时间还不到一年，但他已经为文官集团后来在明朝的权力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个节点是明宣宗执政时期的修生养息。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陆续停止了明朝所有的对外战争。
在南方交趾的明军，全部被他调回，放弃交趾。
北方的蒙古，曾多次跟随明成祖出塞的明宣宗也停止了大规模征讨，仅仅只是在边境地区警示和巡逻。
明宣宗在执政时期，其主动参与的跟蒙古人的作战，不过数千人规模，明朝对外的战略开始倾向于防御。
既然不打仗了，武将和军队的地位自然降低。
史书上对明宣宗的评价其实不错，他还是个艺术皇帝，能治国，还能搞艺术，喜欢体育运动。
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明宣宗大把的时间搞艺术创作去了，搞体育运动了，治国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因此，他把政事大部分放权给了文官，唯一用来制衡文官集团的举动，就是放出了宦官参与政事这个大杀器。
明宣宗躲在皇宫中搞自己喜欢的艺术创作，发展体育运动，让文官集团和宦官们去处理琐碎的国事，他只需要在后面掌总。
皇帝的工作看似轻松了，但在增加了宦官的话语权的同时，文官集团的话语权也增加了不少。
非重要事务，皇帝都不管了，其余的各种事务当然就是在一线工作的文官集团们说了算，这在后来成为常态。
第三个节点是“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第一次在位时期发生的“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文、武地位拉开的一个重要节点。
“土木堡之变”时，明朝的精锐禁军和大批在朝中、军中有影响力的武将、武勋牺牲，他们的继承人一时无法接续上他们遗留下来的权力空间和话语权。
明英宗被俘，瓦剌大军杀到京城，明朝危在旦夕，这时候，是身为文官的于谦站出来力挽狂澜。
最重要的是，基于明军战斗力的下滑，于谦对明朝军队进行了一次大改组，大幅度增加了文官集团对明朝军队的管理权限。
于谦虽然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被第二次登基的明英宗杀死，但他对军队改组后，给文官集团增加的权限，却保留了下来。
从此后，明朝的文官集团开始慢慢凌驾于武将之上，明朝的权力生态也变成了“以文制武”，武将们开始在文官集团的压迫下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