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全盛时期，出现在汉宣帝刘询(即位前名叫刘病已)在位期间，这一点是公认的;但如果说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两汉的代表毫无疑问是汉武帝。所谓“秦皇汉武”，即使纵观两千多年封建史，汉武帝刘彻也是顶流的帝王;在一定程度上来説，“文治武功”这一评价，会让人们第一个想到他。(千古一帝的标签，当然首先对应秦始皇)
但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并不奇怪。有一种成功，得益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对于汉宣帝而言，曾祖父汉武帝就是他的巨人。
咱们先看看汉宣帝的成就与特点。
从治国成就来看，汉宣帝几乎是完美的。他在位26年间，西汉王朝对内对外均达到了巅峰状态：
对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
对外四夷宾服，与汉朝鏖战百年的匈奴被彻底降服，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长安俯首称臣; 西域都护府设立，西域正式成为大汉直接管辖的领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宣之治”。在背后支撑这一成果的，是汉宣帝最令人称道的特点——“贤”，这跟他的经历有关。
汉宣帝有个独一无二的经历：他是唯一一个在监狱中度过童年的皇帝。
虽贵为汉武帝的曾孙，但在刘病已出生后不久，就因祖父刘据的“巫蛊之案”，导致全家死于非命，这么一个仍在襁褓中的婴儿由此成了孤儿，被扔进了监狱，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侥幸存活。后来在汉武帝悔悟之后，年幼的刘病已虽走出了监狱，但在18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民间。
童年的苦难，并没有对刘病已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反而让他深刻领悟了民间的艰辛、百姓的哀乐，以及大汉帝国在基层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官吏德不配位、欺压人民的现象。
这一经历对汉宣帝的执政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也许是历史上最为重视吏治、并且取得了卓越成效的皇帝。他主张各级统治者要关爱、感化百姓，而非用权势欺压;为了建立起一个官民和谐的高效政府，他甚至亲自参与基层官吏的选拔;严抓官员的考核工作，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杜绝徇私舞弊现象。
《汉书》称，汉宣帝执政期间，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做到了人尽其才、称职尽责，这一现象史上罕见。因此，在那个时期，西汉政权极为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幸福指数极高。
相比较之下，汉武帝在以上方面仿佛处于下风，甚至在一些领域颇遭人诟病。
比如史书称他为了建功立业，不惜穷兵黩武、对外各个方向都大规模用兵，与匈奴更是血战了几十年，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
他的吏治颇遭人非议：一方面起用有才干的儒生参与国政;另一方面却重用大量酷吏辅助自己，这些人执法残酷，其中固然有铁面无私、廉洁耿直的，但也不乏经常罗织罪状、草菅人命之辈。这种外儒内法之道，有效加强了皇权，但良莠不齐的官员队伍，也给百姓带了来苦难。
除了四处征战之外，他还喜好大兴土木、四处巡游，给帝国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导致百姓疲惫不堪。当然，还有因亲信宠臣片面之词导致的“巫蛊之案”，这一事件祸及众多无辜，还引发了令人心惊的人伦悲剧。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到了汉武帝晚年，汉帝国饱受内忧外患的侵蚀，统治危机已呼之欲出。好在汉武帝幡然悔悟，及时发布罪己诏、改弦易张，给了西汉王朝喘息的机会。
因此，若从执政结果完美与否来看，汉宣帝仿佛超过了汉武帝，那我们能说汉宣帝的文治武功更高吗?
答案是否定的。汉武帝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可以从他跟太子刘据间的一次对话管窥一斑。
公元前93年，时任太子刘据劝说父亲不要过于执著于对外征伐四夷，汉武帝笑着回答：“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即：由我来担当艰苦重任，而将安逸留给你，不也挺好吗!
封建历史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汉武帝这样一位政治家站出来承担艰巨的责任。他是继孔子、秦始皇之后，又一位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孔子让中国人有了统一的思想文明，秦始皇是奠定中国大一统政治框架的第一人，汉武帝则首次成功地把思想与制度整合起来、为大一统王朝的运行建立起了可以落实的方案。
“雄才大略”这个词，最早就是汉武帝专有的。他的一生都在厉行改革，在各个领域进行着开天辟地的工作：
在思想领域，他用儒家取代黄老之术。汉初黄老之学盛极一时，帝王、文武大臣都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拥趸;但与此同时，朝廷的礼仪制度、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了儒家伦理，帝王的宫廷教育也涵盖了儒、道、法。
汉武帝精通《老子》与儒家经典，在他看来，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只适合休养生息，并不符合立志于打造“德泽四海”、“化及群生”大一统国家的自己;而儒家思想带有积极入世的色彩，涵盖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因此，他经过多年的努力，期间虽屡遭窦太后打压、元老的反对，最终还是扭转了封建政治的主导思想，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封建帝国的统治思想。
至于汉武帝为什么选择儒家，其实并不难理解。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想无外乎儒、道、法、墨：
道家的无为、放任主张，用来恢复生产可以，但随之带来的豪强肆意扩充、贫富差距拉大、对外庸碌无为等弊端也很明显，不利于大一统王朝的巩固、发展;
法家的威力已经被证明，西汉初期实际上也延续了秦朝的法制体系;但秦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很多人将其归结为法家的刻薄、寡恩，即贾谊所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导致那时的法家思想一边被统治者使用、一边被舆论抨击，即使本着“政治正确”的原则，也不能纯粹使用法家思想;
墨家则过于超前，它反对奢侈享受、提倡艰苦朴素;反对天子世袭、主张全天下推举贤人为主;反对倚强凌弱、以大欺小，主张对所有人不分亲疏远近、一视同仁爱护......对于统治集团来看，这种理论显然不可能采用。
相比较之下，儒家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思想确立后，汉武帝随即开展了自己的全面改革。但从具体执行措施来看，并非拘泥于儒家思想，而像是在“独尊儒术”的旗帜下，以务实、有效为指导原则。
他以教为先，开办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当初孟子“设为庠序”、将教育普及到平民阶层的理想，终于成为了现实，在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系统、制度化的教育体系;
教育制度与选官渠道相结合，建立、健全察举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创建了影响后世、领先世界的文官制度;同时他求贤若渴，任人以才，一手培养、提拔了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将领;
创立乐府官署，收集民间的歌辞，协音律，行“诗教”;重用文人贤士、重视文化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首次设立国家图书馆，建立系统性保存文化遗产的制度;
吸收“五德”思想，首次设置年号，改正朔、易服色;制定、颁布了计算精准的太初历，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的历法改革;
以推恩令彻底消除分封制对大一统王朝的负面影响;徙豪强入边，施行《刺史六条》，被视为打击贵戚、豪族的“二千年良法”;
经济上，发行新的货币，施行盐、铁、酒专卖，推行均输、平准制度，在没有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从商人、豪族手中夺取利益，缓解了浩大的军事开支。
以上都是“文治”，汉武帝的“武功”更令人津津乐道：他四面出击，南收两越、东定朝鲜、北逐匈奴，同时还平西羌、抚西南夷，开通西域。通过数十年的战争，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区首次突破了传统的黄河、长江流域，奠定了后世两千年封建帝国的基本疆域框架;中华农耕文明战胜了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文明，华夏文化向四面八方传播，“强汉”的形象正式确立，多民族的汉王朝，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大一统国家(没有之一)。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汉匈战争。从结果来看，直到汉武帝去世，汉朝付出了巨大代价、仍未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但我们要明白，在汉武帝即位前，匈奴几乎统一了北方所有马背上的民族，强盛的武力令历代西汉统治者毫无抵抗之力;若没有军事力量为支撑，任何经济、文化都是极其脆弱的，当时的游牧文明已经呈现出与华夏文明分庭抗礼之势。
而汉武帝发动的汉匈战争，即使纵观古代整个欧亚大陆，也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他以超常的眼界与格局，外交、军事两手抓，对匈奴人展开了数十年的绞杀。在陆续夺回河朔、拿下陇右、控制西域后，匈奴的经济命脉、生存空间已经被腰斩，成了完全龟缩在草原上的游牧组织，已经无法再被视为一支有竞争力的“文明”。他们虽凭借机动优势暂时苟延，但彻底败亡已成定局。随着汉武帝晚年谢罪悔过、实行“富民”政策，再加上汉昭帝时期的继续休养生息，汉宣帝彻底征服匈奴，也就显得水到渠成。
汉武帝虽为带有历史局限性的封建帝王，但他在位期间创立起了全新的秩序，涉及到教育、学术、文化，到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历法的所有方面，奠定了后世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基本格局，也为中华文明的优势地位夯实了基础。当然，这种格局恢弘的创举，自然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以发展的历史观来看，汉武帝不愧为后世广泛赞誉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之帝王。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说的正是汉武帝。也许这就是他被公认为两汉第一帝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