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治晚期的动乱景象与秦末的乱世并无异同，多年来穷兵黔武的政策让百姓们身处炼狱。古代的户口数量一定程度反应了社会的安定程度，在汉武帝晚年，汉朝户口数量锐减，因为战乱无家可归的流民大量聚集在关东，流民暴动已让社会秩序失衡，严重威胁着西汉政权的稳定。此番相似的乱世景象也在秦末出现过，随即秦朝因而二世暴政而亡。
为何要将汉武帝统治的措施用"折腾"来形容呢?这主要是汉朝自昭宣中兴以来的制度改革一直是循序渐进式的思路，即使在统治思想过渡时期也是平稳发生的，并未引起大的社会变荡，但是汉武帝却不想延续与匈奴的"屈辱外交"，打破了这种稳定，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做出了一些看似暴君的行径。
秦二世在秦末实行的军事政策与汉武帝有不少吻合之处，虽然汉武帝的名声比秦二世要好些，但究其他们对百姓的政策，都可用"折腾"二字来形容。那为何秦末速亡，汉朝却没有因此招致灭亡呢?
一、汉武帝在征伐前，提前完成了"政治整合"
自古至今，人们对秦朝灭亡的原因都归结于暴政，其实单纯的暴政导致流民窜动不至于威胁到秦朝的根基，真正威胁到中央力量的是地方政治力量的团结。
这里的地方政治力量泛指秦末接连揭竿而起的起义军。先是陈胜吴广起义掀起了地方力量反抗秦朝王的首个浪潮，在秦朝侥幸镇压成功后，楚怀王与六国余孤又结成了反秦阵营，经历巨鹿生死之战后，刘邦与项羽最后收割了秦朝残存的势力。这里注意秦二世暴政导致失去民心是王朝动荡的导火索，但自诸侯国时期就苦心经营的秦国大厦也不容易就此坍塌，只有丧失民心外加新政治力量的反抗才会撬动到秦国这座稳固的帝国根基。其实不止秦国，凡被外姓国灭亡的朝代都基本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先失去民心，不久遭到小势力的反抗，后来小势力凝聚成地方政治力量，当最后地方政治力量整合在一起，旧王朝就被新势力取代了。
除了外部势力的入侵，旧王朝内部机构的叛变也会让旧王朝提前迈向终结，像隋朝并不是亡在外人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信赖过的关陇集团。因此，我们得到结论，秦朝覆灭的主因在于内外部政治力量的群起反抗，暴政导致的流民暴动只是打开了地方势力反抗的窗口。而汉武帝统治时期，是否受到了各路政治力量的威胁呢?先下结论，当我们回顾汉武帝时代，发现他已经在征伐前就完成了"政治整合"，因此他完全不惧怕各路政治力量团结在一块。在汉武帝启动征伐计划前，他的政治重心主要放在制度改革上，在卫青出战时，汉武帝对他说："汉事诸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在汉武帝心中，制度改革是放在征伐之前的，或许他也是吸收了秦末的教训，无论是对功臣还是贵族都持有警戒心理，对此他也实行了诸多加强皇权的政策。
首先在经济方面，他放弃了汉景帝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将盐铁的专卖权收回中央，其整改核心就是避免地方商人势力做大，影响国家对财政的控制，不予商人群体让利，就切断了他们日后支持地方政治力量的可能。
在政治方面就是大家熟知的"推恩令"与"刺史制度"。推恩令主要针对各地力量弱小的王国，以防止他们趁着汉朝征伐期间东山再起;被派去监察地方的刺史，不仅代替中央加强了地方的掌控，也对地方欲要结合的政治力量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为了避免朝中势力做大，还专门设计中朝来牵制相权。如果说这些政策居多对上流阶层有效，那么迁移政策则是对流民与游侠的打击，汉武帝极不待见在民间有影响力的侠客人物，凡是与主流风气格格不入的江湖人士必然受到律法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也就避免民间有人煽动民间起义。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汉武帝都实行了集权化的改革，将威胁社稷稳定的分裂因子在统治体系中剔除，即使在他统治末期，有流民意图反抗也没有实力雄厚的阶级可依托，直到东汉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变弱，才让各路军阀与地方流民联合起来瓜分了东汉。
二、在祸乱初显时期及时止损，从武功转为文治
即使汉武帝制度设计得再完美，如果流民一直不安分也必定会威胁到西汉的统治。在汉武帝晚年，他也终于尝到以武功治天下的苦果，好在他及时止损，颁布了轮台诏，这项制度的颁布算是他从武功转为文治的标志。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地方政治的把控，只是将更多的"温情"放在限制酷吏制度上，并且不再强制百姓出征，减少了每年出征次数，使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农业经济。其次儒家化意识的形式改革也帮助汉武帝迅速安抚了人心。
在汉朝儒家思想被尊崇为正统地位后，它所宣扬的学说也是为君权服务，等同于统治意志，而统治意志在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时，往往起到经济与政治手段所不具备的效果。众所周知，在刘邦创立汉朝后吸收了黄老学说，不兴武功，让老百姓在战后逐渐恢复了生产力，但是黄老学说比起儒家更注重民生感受，不利于后期汉朝的集权化改革，因此汉武帝重用儒学人才将公羊儒学转化为稳固统治的手段，因为儒学的基本精神还是以维系老百姓而主，所以即使汉武帝晚年失去了民心，他也能通过儒学的影响力拉拢回人气。
反观秦二世在秦末并没有任何实行任何挽留民心的措施，在楚汉联军为"天下苦秦久矣"奋战，魏国公子为家族复仇在中原集合时，秦二世竟当放出"征发民夫修建阿房居"的消息，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秦二世还在想要剥削民众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有部分忠臣因违法这一命令被残忍诛杀。秦二世与汉武帝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在强权政治中迷失的无可救药，而汉武帝懂得自省，在流民撺掇初期就及时改弦易撤，避免了祸乱演化成战乱。
三、汉武帝抵御外族凝聚了基层民心，打下了人气基础
前面提到汉武帝在征伐前做了集权化的改革，这个笼统的总结让人忽视了汉武帝鼓噪民心的细节，其实中央要想实现对地方水滴不漏的监管，依赖监察使是不够的，要学会去民间借力，煽动起老百姓"参权"的意识，让他们来监督地方官吏和豪强大族。因此汉武帝向民间传递出一些改革口号，如"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抵御外敌入侵"等等，这些口号看似简单，其实顺应了民心，早期汉王朝提出抗御匈奴时也获得很多基层群众支持。
汉武帝出兵匈奴的考虑到千秋万代的利益，即使为征伐穷兵黔武，老百姓在初期也没有多少抱怨，何况在七十年"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民间财富也甚为丰厚，汉武帝的财产再分配政策，迫使许多深藏巨福的商人一夜破产。如果官商合作不肯将财富上缴国家，就用酷吏来强制实行。历朝历代的老百姓对贪官都有"仇视"心理，汉武帝就通过打压贪官豪绅、维护社会正义博得民众好感。因此当汉武帝喊出抗击外族的口号时，老百姓有钱出钱，没钱当兵，为汉武帝的集权统治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之所以阐释这些，是想说明汉武帝在民间的人气扎实，即使后来流民乱窜，那也不代表全部老百姓的想法，所以汉朝的经济基础还是稳定的。
汉朝举起国力来筹备军事物资，朝廷加重了赋税，从而导致老百姓的负担加重，这并不是汉武帝的本意。在国家特殊阶段，经济上的国家主义盛行这是必然，从汉武帝征伐的初心来说，他并没有与老百姓的利益产生直接冲突，因此当他在统治末期主动向天下人谢罪，并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后，还是赢得了百姓的原谅。从这点可以看出，是汉武帝及时在政策上纠错，才让西汉免于被天下分食。而秦二世的"折腾"大多是为了自己，即使面对四面楚歌的井底也不忘压榨百姓，这样自我毁灭式的执政能力也是可以预见结局的。
结语：
汉武帝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折腾"，而秦二世却为小我而折腾，帝王的格局也注定了这两个朝代的命数。而西汉在汉武帝统治时没有灭亡，不能只将功劳归功于天子的统治，也许王朝自身的状态息息相关，秦朝只懂御敌，却不懂制度改革、体恤民生，这也是它必定走向毁灭的主因，而汉朝在吸取了秦朝覆灭的教训上已相对成熟，何况还有文景之治的巩固，所以西汉不仅仅是"穷兵黔武"就可以终结的。
参考资料：《史记卷六》《汉书卷九十六》《汉书武帝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