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人们往往会评价他道：“有道无福”，他虽然继位后勤勉图治，但在位十八年，旱九年、涝九年，严重的天灾使得朝廷束手无策。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李自成的带领下起兵反明，崇祯帝落得个吊死煤山的结局。在各种各样的天灾中，崇祯帝继位之初的鼠疫可谓骇人。那么，明末大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那场灾难到底有多恐怖呢?
其实，从明朝中后期，大约是万历年间开始，华北地区的气候就开始发生异变，出现了全国性的少雨现象，受此影响，旱灾逐渐变得频繁。光是万历年间就曾经三次爆发大型旱灾，灾难中死去的动物、百姓尸体导致了瘟疫和疾病的传播。
其次，随着明朝中后期，原有耕地已经满足不了百姓们的需求，于是很多的人口北迁到原本属于游牧民族的草原上开垦土地，南北的频繁交流也使得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老鼠作为外来物种入侵了南方的田地，这为日后的大鼠疫埋下了伏笔。
而鼠疫之所以爆发，则是因为随着旱灾的肆虐，老鼠为了找寻食物而四处流窜，其中一大部分都涌向了人类的聚集地。引发鼠疫的罪魁祸首，鼠疫杆菌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转移到了人类体内，而因旱灾而被迫流亡的人们便携带着这一危险细菌四处奔波，将其扩散到更广更远的地方。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鼠疫杆菌。为什么它能够在明末肆无忌惮传播呢?鼠疫杆菌能够引发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等疫症，在明末的医疗条件下，基本是无法医治的，根据现代科研结果，感染腺鼠疫者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而肺鼠疫的感染者死亡率更是达到惊人的接近百分之百。
再加上人类对于鼠疫杆菌没有天然的免疫力，所以鼠疫一旦出现，就很容易感染，可以说，在鼠疫面前，人类极少能有抵抗能力。明末的旱灾使得老鼠们缺少食物，身体自然个个虚弱，鼠疫杆菌趁虚而入，很快数量庞大的老鼠种群都携带了细菌，通过和人类的接触，甚至饥不择食的人类将感染后的老鼠吃下去等等行为，都使得鼠疫的传播速度大增。
鼠疫最早爆发于山西，万历八年(1580)，先是在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而后在距离不远的潞安府，其治所是今天的山西省长治市，也“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除了这两地，鼠疫还在山西的太原、忻州等多地大肆传播，并且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受灾面积越来越大。崇祯七年(1634)至八年(1635)，今天山西吕梁的兴县，当地百姓为了躲避鼠疫而尽数逃散，使得兴县几乎成为一座空城，而逃走的百姓其实许多都已经感染，于是鼠疫杆菌又借此渡过黄河，来到陕西。
崇祯九年(1636)，陕西榆林府爆发鼠疫，随后是延安府，随着崇祯十三年(1640)的鼠疫东扩，位于今邢台市的顺德府、位于今河间市的河间府、今大名县的大名府三府也都出现大疫。
一年后，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被誉为“明末文天祥”的名臣左懋第在其上疏中写道：“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这一年，鼠疫正式“进京”，关于京城的资料记载称：“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此时患者大多有淋巴结肿大的症状，所以可以推测这时流行的是死亡率四分之三的腺鼠疫。
崇祯十六年(1643)，腺鼠疫变异为死亡率接近百分百的肺鼠疫，明末史学家夏燮在其《明通鉴》中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据称这时京师的死亡人数日以万计，惨象至于“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等李自成进京时，北京已然“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
根据不完全统计，死于明末鼠疫者多达千万，首都北京几乎死去四分之一人口，现在许多学者认为，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包括鼠疫在内的天灾、饥荒等等非战争因素。明末的大鼠疫危害之大、影响之深，实在是抹不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