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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游士李斯自入秦伊始，便投入权臣吕不韦的门下做起了舍人。得到吕不韦的信任后，吕不韦将李斯安排到秦王嬴政身边为郎。
嬴政在亲政的第二年罢黜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但他并没有连带收拾吕不韦的眼线李斯，不但没有，甚至还对这位献上《谏逐客书》的客卿表现得言听计从。这反常的表现背后，隐藏着秦国宫廷政治怎样的玄机呢？
游侠自任的吕不韦在秦国专政10年后，因为卷入了嫪毐谋反案而被秦王嬴政罢黜。可吕不韦虽然罢相，却仍能通过门下的众多宾客游士影响朝政。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庞大的游士集团而非相国的职务筑成了吕不韦在秦国政坛的权力基础。因此嬴政决心夷除吕不韦的势力，他一开始想到的办法就是下一道“逐客令”，将所有在秦谋政的东方游士统统驱逐出境。
但这个冒失的决策如果认真执行起来，很可能带累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往后推迟许多年。有意思的是，及时匡正嬴政的失误，助秦国政治重回正轨的人居然是那个被吕不韦派入咸阳宫监视嬴政的眼线——李斯。
眼看秦国的排外舆论如山呼海啸，就要将宦秦的游士客卿们无情吞噬，历史选中李斯站出来批鳞建策，使秦政改弦更张，这绝非偶然。因为对游士在彼时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与重要性，历数秦国君臣，恐怕没人能比李斯的认识更真确，更深刻。
早在入秦游宦之前，李斯就曾对这个问题发表过见解，他对老师荀卿说：
“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史记·李斯列传》
游士是主导国际格局的制高点，是决定兼并战争的胜负手。抱定这样的认识，李斯来到秦王嬴政身边为郎，向嬴政提出的第一项重要建议，就是从争取列国游士入手，进一步削弱东方六国的抵抗力，加速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
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
——《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献计嬴政：对各山东国家的游士或以利诱，或以威服，务要防止其中德才兼备者为各国国君所重用。几十年后，楚、汉两家在秦朝覆灭的遗迹上再兴天下之争，谋士陈平又对汉王刘邦重提此议。无论嬴政还是刘邦，最终都受惠于这个计策，成功地统一了天下。
反复实践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百家争鸣留给战国和秦汉时代最重要的遗产就是由各家私学培养出来的大批游士。游士的流向决定着政治的走势。假设秦国因为吕不韦的倒台而掀起不可抑扼的排外狂潮，将好不容易才从列国挖来的游士客卿们悉数撵出函谷关，那就等于把李斯为秦国辛苦经营的成绩打作一地瓦砾。
这不仅是李斯个人的悲剧，也必是秦国的悲剧。因为秦国注定要就此丧失削弱山东诸侯的关键抓手，而它的敌人则将在吸纳被秦逐出的游士客卿后迅速复苏。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史记·李斯列传》
得游士者得天下。身处战国末世，没有哪个国家能自外于这个历史的潮流。秦国要真是盲目地奉行孤立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么闭关锁国后，不要说一统天下将成泡影，就算想守住秦国原有的关中之地，也是痴人说梦。
李斯对游士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但仅仅阐明上述事实恐怕还不能彻底打消嬴政的顾虑。因为嬴政最强烈的关切是：随着东方游士的到来，游侠政治的坏风气有在秦国蔓延的风险。
铲除吕不韦这颗毒瘤，嬴政已经卧薪尝胆，忍耐了十年。现在吕不韦虽然倒了，可他门下的游士们仍在。倘若其中出现一个新的“吕不韦”，嬴政和秦国又要再历一遍痛楚，国家经得起这么折腾吗？——在合理吸纳关东游士的同时，该怎样杜绝游侠政治的出现？
这个问题，嬴政需要李斯给出回答，而李斯的答案在《谏逐客书》的一开篇就已经呈上了。李斯历数秦国历史上著名的客卿如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人的成功事迹，其实就是要告诉嬴政，造成游侠政治的关键要素不在游士，而在养士之人。权臣养士，挟众自强，凌驾王权，这才是游侠政治。可如果游士们如果不依附权臣，而为秦王所养，奉秦王为主，为秦王效命，那他们当中不难涌现出百里奚、商鞅那样的国之干城。
对嬴政来说，消灭游侠政治的第一步棋此刻正随着李斯的这篇《谏逐客书》摆在他的几案上：李斯原先是吕不韦派往咸阳宫监视嬴政的眼线。可他上《谏逐客书》不就是向嬴政剖心明志，宣誓效忠的吗？
收服李斯，再进而收服那些跟李斯身份相同的吕姓门客，让他们从游侠的爪牙变为朝廷的忠臣，这才是防范秦国再次出现“吕不韦”的良方啊！所以李斯的《谏逐客书》刚一奏上，嬴政便叫停了驱逐客卿游士的计划，其中的玄机恐怕就在此处。
纵观嬴政的一生，他的成功始于遏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游侠政治，并在争夺游士的列国竞赛中占得先机。但是扫除六国后，大秦帝国的最终覆亡又是从游士的离心离德和游侠政治的沉渣泛起开始的。
称帝御极后，秦始皇仍在继续执行早年与李斯商定的笼络游士的政策。因此称帝之初，他对齐鲁学者礼敬有加，甚至专门将博士官腾出来作为朝廷奉养齐鲁学者的所在。
可是从秦始皇与齐鲁学派的争执与冲突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六国覆亡、寰宇混一的大背景下，因为帝国疆域的急速扩张，嬴秦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固有局限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桎梏着秦始皇在帝国全局之内争取游士的努力。
如果我们为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派画一张分布图，那么在当时或者后世曾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三家学说——儒家的礼乐教化、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法家的刑名之学，它们在中华版图上的分布应该是这样的：儒家礼乐思想最盛于齐鲁，道家的黄老之术流行于楚地，而三晋及其相邻的秦中则是法家刑名之学独大的所在。
嬴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就一直信仰法家学说为治国理民的不二法门，统一天下前在秦国政坛取得成功的游士客卿也以法家后学和三晋之士为多。相对而言，秦国政治高层对齐鲁学派和儒家学说不够了解，接受程度也很有限。
法家治国尚功利，重实用。主张以刑赏为手段将臣民强行纳入国家秩序之内。刑赏之法以君主的名义颁布，又以君权为后盾来推广执行，因此，要使整个国家如臂使指，就必须树立当下执政者——也就是“今王”或者“后王”的绝对权威。但这种治国思想恰恰是儒家所反对的。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相比于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和血淋淋的专政机器，儒家更相信润物无声的礼乐教化才能开启民智，凝聚民心。也许教化之功是不如信赏必罚那样立竿见影，但它的影响力一旦形成，却能延绵不绝，源远流长，不以君主的更替和政权的兴亡为转移。
相比与此，赏罚的效力强烈依赖于君主和政府的权威，一旦后者崩溃，前者即行废除。在儒生的心目中，礼乐教化最理想的典范是上古传说中的尧舜盛世。后来的执政者要想治理好国家，也不过是沿着尧舜先圣之法，重兴盛世而已。
在这条复古更化的建国道路上，“今王”的权威必须让位于先王的传统。执政者要想让天下臣民都守规矩，自己就得行为世范，先按着古圣先贤定下的规矩办事。
韩非说“儒以文乱法”——儒生们总爱援引历史上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传统来非议时政、抨击当朝。在秦始皇筹备泰山封禅的盛典时，他就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韩非这句话的意义。史载：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
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中略）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史记·封禅书》
那些会议封禅礼仪的齐鲁儒生们言人人殊，却都各自坚信远古的圣人们就是按照自己所说的那套规矩办的。这不免让冷眼旁观的秦始皇怀疑他们是自我作古，意图挟制天子。所以一怒之下，始皇帝把儒生们统统晾在一边，自己画了一套章程，径直登泰山祭天去了。于是儒生们感觉到了羞辱，想要伺机报复。偏巧下山的途中，秦始皇遭遇了一场阵雨，儒生们便诅咒说这是皇帝不遵古制的天谴报应。
封禅典礼用哪套规矩，在秦始皇的眼里或许是个小事儿；但大秦帝国用什么国体，这可就是关乎祖宗基业、子孙万代的大事了。
在这个问题上，齐鲁儒生同秦始皇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交锋。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七十博士向始皇帝祝酒为寿。其中一名来自齐地的博士淳于越趁机抨击嬴秦沿用了上百年的郡县制是事不师古，难以长久。这句话直接招来了秦始皇最严厉的制裁——焚书。这把熊熊烈火烧过之后，秦始皇笼络齐鲁学派的努力也就宣告破产了。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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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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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李斯和吕不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