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风起云涌,七雄争霸,一大批改变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纷纷登场亮相,吕不韦就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这个特殊而神秘、极具色彩的传奇人物依靠敢想敢干与上下钻营, “商累干金”,从商业投资转向政治投资,在秦国的政权发展与秦始皇统一大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吕不韦不仅深谙经商从政,而且相当深谙文治,结识了当时各家学派的人作他的“宾客”,使其“从著所闻”,写成秦代唯一的一部巨著《吕氏春秋》——该书是中华民族先秦总结期最后一部具有总览性的文体要籍,一部集先秦诸子精英之大成的学术专著,被誉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大出诸子之右” 的全书式的宏编巨制。
吕不韦认为“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选贤用能实乃治国之根本,关系到国家存亡荣辱、天下得失安危。“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
吕不韦认为,人的识别问题,是最困难最麻烦的。因为事物之间都有相似性,很容易导致认识的错误。“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贤与非贤也有相似的一面,“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 。因此,君主最害怕的是那些似乎见多识广、善于辩论而实际上并不懂得社会管理的人物。一旦失误,将铸成大错。
为了克服识人的错误,吕不韦主张要尽力掌握详尽的材料。他说:“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识之,知之审也。”母亲不会认错孩子,那是因为她最熟悉孩子。为了掌握认识对象的详尽材料,吕不韦主张,一要“八观”,二要“六验”。所谓“观”就是要了解观察对象的所做所为;所谓“验”,就是要通过实践活动去考验。
为此,吕不韦提出了识别人才的“观六验”法。他说:“人同类而智殊,贤不肖异,皆巧言辩词,以自防御,此不肖主之所以乱也。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者。”
“八观”就是:当一个人处境顺利时,观察他礼遇的是哪些人;当一个人处于显贵地位时,观察他推荐的是哪些人;当一个人富有时,观察他养的是哪些门客;当一个人听取别人的意见后,观察他采纳的是哪些内容;当一个人无事可做时,观察他有哪些爱好;当一个人处于放松的状态时,观察他讲哪些东西;当一个人贫穷时,观察他不接受什么;当一个人地位卑贱时,观察他不会去做哪些事。
“六验”就是:使一个人高兴,借此考验他安分守己的能力,看他是否得意忘形;使他快乐,看他有什么癖性;使一个人发怒,考验他自我控制的能力;使一个人恐惧,看他能否坚定立场、凛然有为;使一个人哀伤,考验他的为人;使一个人痛苦,考验他是否有志气!
在对人才的认识问题上,吕不韦主张,世无完人,切忌求全责备。“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瓋。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务博而贵取一也。”他说, “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入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
既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么人才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才只是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才,而非泛泛的才。领导者在识人时,不要过多计较有多少缺点,而要着重分析有什么样的才干。找到了某方面的才干,也就找到人才。因此说:“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高举也。”
吕不韦对贤人的社会作用有充分的认识。他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既然贤人的意义如此重大,那么,聪明的人就应当不惜一切代价获取贤者,“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
想要获得贤者,最根本的办法是礼待贤士、礼贤下士。《吕氏春秋·下贤》中分析说,有能力的贤者,一般都鄙视爵禄,刚正不阿,有清高之风。当政者往往看不上他们。结果是,贤不遇主,主不遇贤。“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尚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贤主则不然,他们根据贤人的特点,“去其帝王之色”,采取以礼待之,以情化之的政策,“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尧接见善绻,自己坐南朝北,让善绻坐北朝南,自己下坐,善绻上坐,“何故礼之若此之甚也?善绻得道之土也,得道之士不可骄也 ”
礼贤下士的办法,不仅表现在礼节上尊重他们,而且要尽最大可能在物质生活上给予较高的待遇。吕不韦认为,不同国家的物质实力不同,食、车、物等差别较大,但是,如果认识到礼贤下士的意义,那么物质财富再贫乏,礼待贤者的那一份也足够了, “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
此外,吕不韦还认为,为了获取贤者,要放开眼界,要注意到无声无名的普通百姓。贤者的能力通常在见用以后才得到充分表现,在此之前往往默默无闻。如百里奚未用之前,喂牛放马,狼狈不堪。见用之后,“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实际上,这时的百里奚,“非加贤也”,还是过去的智能水平。这说明,在平民百姓中,有许许多多贤者,只是还没有发现他们。‘l今焉知世之无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索贤要广泛,尤其要注意到平民百姓之中去寻找。
吕不韦非常推崇伯乐荐贤的方法。伯乐在发现获取贤者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吕氏春秋·知士》说“今有千里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千里马也,相得则然后成。”意思是说,即使有千里马在这儿,没有高水平的相马者,仍然不能发现它。千里马与伯乐相遇,方能被发现。
既然伯乐对君主获取贤者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欲获取人才,首先要得到伯乐。《吕氏春秋·赞能》说:“得十良马不若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
求贤须要从耳闻目睹、经人推许引荐之中以竭访求。鉴于社会现实情况,“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于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因而求贤须不避贵贱,“极卑、极贱、极远、极劳”之人都要访求;须待之以诚,“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与殚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欢乐之”;须济之以困,“人之穷困,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须待之以礼,“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
不懂吕不韦就不懂中国商人。懂得如何用人,知人善任,深谙商业与政治的关系,这是吕不韦致富、从政的成功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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