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故事从宋仁宗嘉祐三年三月开始，京师疫病流行，无良药可医，死亡许多军民。历史上的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真如水浒传所写瘟疫横行。其实历史上嘉佑三年根本没有瘟疫的记载，国泰民安。也就是说嘉佑三年的大瘟疫，是《水浒传》的作者将经历的大瘟疫，移花接木，挪到了宋代，作为《水浒传》故事的楔子。
话说仁宗皇帝听从宰相赵哲和参事文彦博的建议，差遣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请嗣汉天师张真人迅速进京，施展法术以消灾保民。在龙虎山上，洪信出于好奇，凭借手中的权势强开“伏魔殿”，放走了108位魔君。
洪信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放走魔君，到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造反，相差61年。如果魔君立马投胎，到能够造反，已经五六十岁了，这样与水浒中人物设计在二三十岁相矛盾，所以作者插进两个人物宰相赵哲和参政文彦博，历史上没有宰相赵哲，倒是有宰相文彦博，那么赵哲是谁，其实赵哲就是宋哲宗，大宋的皇帝姓赵，所以叫赵哲，宋哲宗是皇帝，文彦博是宰相，两人搭班子，所以称文彦博为参政，这样时间后移到宋哲宗时期。魔君在宋哲宗时期被放出，投胎后上梁山造反也差不多二三十岁，作者这样安排既兼顾了嘉佑三年，又解决了魔君造反的年龄问题。
最早把宋江造反写进小说的是《大宋宣和遗事》，只有近3千字，占有较小的篇幅，可以说是稍带着说的了一下而已，说明当时有宋江起义这个故事而已。《水浒传》以《大宋宣和遗事》为蓝本，大的故事框架一致，起因于花石纲，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都头私放宋江逃脱，九天玄女娘娘授宋江三卷天书，三十六人梁山聚义，呼延灼率领官军征剿梁山泊，失败后归顺梁山队伍，接受招安，为朝廷服务，宋江等人打方腊，一些人立功受勋。所以最初的《水浒传》只有七十回，故事开始于宋江，作者用七十回把三千字的故事生动的描写出来。《大宋宣和遗事》是南宋作品，《水浒传》创作推到南宋。
嗣汉天师是忽必烈给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的赐号，意为龙虎山自东汉末年世代承嗣，道脉悠长。自此之后，嗣汉天师府就成了龙虎山天师府的官名。《元史》卷二十五：壬午，授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道教事。水浒的作者也是直接把这个元代之后约定俗成的用法放到了宋朝。嗣汉天师的出现，又把水浒传写作年代推到元朝。
现代研究表明，《水浒传》写于明朝，很多建制为明朝所有，如东昌府始建制于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兖州府始建制于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潞安府始建制于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禹州始建制于明朝万历三年（1575年），通过明朝建制来看，水浒传写作年代推到了明朝万历年间。
《水浒传》是否写于明朝，需要解决“嘉佑三年”这个关键时间。作者既然知道嘉祐三年这个时间安排不妥，强行安插宋哲宗时期而不直接写绍圣三年，作者这样设置到底是什么意思。宋朝有嘉佑年号，明朝有嘉靖年号，嘉祐和嘉靖仅一字之差，嘉祐是否为嘉靖？查阅历史，嘉靖二年和三年，北京没有瘟疫，但是陪都南京发生了大瘟疫。《明史.五行志.疾疫》记载嘉靖二年七月，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这就与开篇的大瘟疫描写衔接上了。既然发生在嘉靖二年，就写嘉佑二年就是了，怎么改为嘉佑三年，问题出在嘉佑三年上龙虎山请嗣汉天师张真人的铺垫。嘉靖时期龙虎山确实出现了一位著名的道士邵元节 ，龙虎山上清宫达观院正一道士。嘉靖三年征入京，以“立教主静”之说得世宗嘉纳，嘉靖四年令拜雨雪，有验。嘉靖十五年，加号为“靖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赐玉带冠服，又以其祷祀皇太子生有功。拜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文官服。嘉佑三年请张天师引出嘉靖三年征邵元节入京。这就是为什么保留嘉佑三年这个时间点开篇。现代很多学者也倾向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年间，但是意见不统一，证据还不充分。
成书于嘉靖年有争议，就看看万历年是否有可能。这个假设表面过于荒唐，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既然禹州建制在万历三年，那么《水浒传》写作年代的上限不能突破万历三年。再看《水浒传》流传情况，如果《水浒传》成书于嘉靖时期，郭勋刊刻发行，李卓吾不可能在万历十八年向焦竑索要新近出版的《水浒传》，因为李卓吾在嘉靖时期在北京做官，对于水浒传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水浒传》不可能成书于嘉靖年间，只能成书在万历年间。怎样确定《水浒传》成书时间，其实天都外臣的《序》明白地告诉为万历十七年孟冬，就是说天都外臣在万历十七年孟冬写完了《水浒传》，并为其写了一篇序文。天都外臣是谁，《野获编》曾说万历时新安所刻《水浒》善本就是翻刻郭勋本的。新安刻本前面有汪太函(道昆)万历十七年托名天都外臣所写的序。为什么汪太函为《水浒传》写《序》，因为汪太函与焦竑为师友关系，在万历十七年为焦竑的父亲作《明故武毅将军飞骑焦公墓志铭》，也就是当年汪太函看完了《水浒传》，并为其写了《序》 。四年之后，汪太函去世，这时《水浒传》还没有刊印，这篇《序》得以保留。如果汪太函不去世，这篇《序》不可能署名天都外臣，更不可能刊印。《水浒传》是一部叛逆的小说，大张旗鼓为一帮子杀人强盗鼓吹忠良，与当时的儒教思想格格不入，汪太函的处境可想而知。为什么说这时《水浒传》已经写成了，因为只有书写成了，才能写序，对作者的写作过程和书的内容做一个评价，如果书没有写成，序就没法写。
《水浒传》成书的时间为万历十七年，那么作者又是谁？书中告诉说：洪信要强行打开伏魔殿，道长很是焦虑不安，害怕放走魔王，但是又忌惮洪信的权势，被逼无奈打开大殿的大门，殿中却巧合般地刻有“遇洪而开”四个大字。表面上是洪如期而至并打开了盖子，放走魔王的意思。实际上洪信历史上没有此人，是个虚构人物。为什么是信，如期而至为信，如潮信。为什么是洪，因为洪打开了来了伏魔殿，水浒传就此开始，所以“洪”是《水浒传》的作者。嘉靖万历年间，于“洪”有关的南方文人，有能力写出《水浒传》的只能是焦竑，前有僧人之焦虑，后有洪（竑）信开门，不就是焦竑吗。
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漪园、澹园，生于江宁（今南京），祖籍山东日照（今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关于迁到南京的事，焦竑在《与日照宗人书》中说道：“我祖武略公自国初以官游留南京，二百余年矣！德、靖间，饥疫相仍，一门凋谢，只余吾父骑都尉一人耳。”焦竑一家世袭军工，家庭条件应该不差，又在南宁生活了一二百年，人口应该不少，在嘉靖二年的瘟疫中，焦竑全家死的只剩焦竑的爹一人，可见这次瘟疫的厉害。虽然焦竑没有经历此次瘟疫，但是通过父亲的讲述，对这次瘟疫记忆深刻，才有了《水浒传》开篇讲瘟疫。嘉靖请了邵元节，也没能镇住瘟疫，所以焦竑借此讽刺皇帝和邵元节，具有很大的反动性。
焦竑在南京跟随督学御史耿定向学习，又向罗汝芳质疑请教。参加嘉靖四十三年乡试，落榜而归。耿定向挑选郡中十四知名人士到崇正书院读书，任命竑做他们的头。等到耿定向辞官返乡居住，竑又跟随他回到乡里。万历十七年（1589年）会试北京，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等职。这个时 候焦竑正在北京，为皇长子讲课，就有了天都外臣于万历十七年撰《序》。
万历十七年夏，僧无念受李贽之托进京会见焦竑，就李贽蓄发赴京寓居的可行性作出评估。无念回龙湖后，极言焦竑“身心俱不闲”，使李贽打消了进京的念头，只好“计且住此，与无念、凤里、近城数公朝夕龙湖之上。……我已主意在湖上，只欠五十金修理一小塔，冬尽即搬其中。”《复焦弱侯》。就在上述信中，李贽还不忘向焦竑索取新出版的《水浒传》，因“无念欲之”。这时候《水浒传》出版了吗？没有，这只是焦竑刚写完，李贽就迫不及待要看。为什么说《水浒传》没有出版，因为直到现在也没有一本万历十七年之前的《水浒传》。有人考证郭勋出版的是第一次，这也是托名，郭勋为武定侯，他那有胆量出这样反动的书，还写上自己的名字，说明这个版本根本不是武定侯出版的，或者这个版本出版的更晚。僧无念夏天从湖北到北京，回来把《水浒传》和所写的《序》带给了李贽。
万历二十五主持顺天乡试，举子曹蕃等九人的文章多奸佞虚妄之语，竑因此被弹劾，被贬官为福宁州(今福建霞浦县)同知。岁末政绩考核，职务又降了一级，竑于是就不再出仕为官。
为什么焦竑有胆量和能力写《水浒传》，而不是其他人呢？这需要对焦竑进行分析，看其是否具备条件。
一、焦竑为状元，文笔能够驾驭《水浒传》。
二、焦竑是南方人，对北方不熟悉，所以每次写到北方的事情，不论地理位置，还是气候变化都写的不对，写到南方的事情倒是很准确。
三、《水浒传》反叛思想严重，思想激进，代表当时的思想潮流。当时最厉害的思想是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派，焦竑就是心学派的弟子，具有浓厚的个人特色与反传统色彩，被讥为“狂禅”有写作《水浒传》的思想基础。
四、焦竑与汪道涵、张凤翼、汤显祖、汪廷抐等戏曲学家关系密切。汪廷抐创作改编《狮吼记》杂居和传奇，受到焦竑的启发。焦竑万历十年评点《北西厢记》，开创戏曲评点的先声。焦竑的岳父朱鼎是有名气的戏曲家，著有传奇《玉镜台》，焦竑是否写作过戏曲没有证据，但是他对戏曲十分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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