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这是《资治通鉴》中对于汉代帝王陵墓建造的记载。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中的大部分都想要永生，在晚年去追寻所谓的长生之药，如著名的秦始皇与汉武帝，但他们对于更为实际的身后丧葬之事更为重视。
上述的记载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五十余年的陵墓建造时间并不是特例，根据历史记载。
汉代帝王的陵墓一般自即位之时就开始修建，一直到帝王驾崩之时才停止，故当时帝王的陵墓不可谓不宏大。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这首陆游的《沈园》描绘了作者对于身后丧葬事宜的感慨，与此同时这首诗也体现了当时民间对于丧葬之事的态度极为重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儒家思想的风靡。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之后的统治者发现这种思想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统治。
故在之后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时期，儒家思想一直被奉为正统，自上而下的，其亦成为中国整个社会的主体思想。
“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儒家思想中对于丧葬之事极为重视，甚至有专门的典籍规定丧葬礼仪之事，今日的民间守丧礼仪就是古代各种丧葬文化的继承。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顶峰的唐代，丧葬文化正是这种现象的集中体现。
无论是分布于西安、洛阳等地的唐代帝王陵墓，还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唐代官员的坟墓，都无不体现着这种传统丧葬文化。
对于该文化的探讨不仅可以使当代人直观地理解唐代的各种丧葬现象，更能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流传下来的各种丧葬文化。
一、等级制度与政治因素对唐代丧葬文化的影响1、严肃的等级制度在唐代丧葬文化中的体现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基本上所有封建社会的特征都能在唐代社会中找到其踪迹，肃穆的等级制度正是封建社会的代表特征之一，其在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
作为礼法制度重要组成的唐代，丧葬制度亦不能免俗，在其各方各面无不体现着那严肃的等级制度。
《新唐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凡丧，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严肃的等级制度在丧葬文化中最基础的对于死亡的称谓方面就开始集中体现了。
在唐代，对于三品以上的高官之死称未薨，对于中层官员是史书中最为常见的卒，而对于其下等级的官员或平民的死亡则一律称之为死了。
对于死亡称谓的严格规定决定于封建社会本身的社会性质，在封建社会中，一切都是有等级之分的，平等很难达成也不被提倡达成。
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讲，在臣民的内心深处种下尊卑高下的种子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
除了在最基础的对于死亡的称谓方面，封建等级制度还主要体现在墓室的形制与墓主人的陪葬品之上。
首先是墓葬的形制，在唐代，太子、公主等皇族或有过特殊功勋的高官的墓室形制为双室砖墓。
而较之低一级的单室砖墓则属于三品以上的高官再往下，五品以上的官员的墓室形制则为单室方形土洞墓。
长方形的土洞墓的主人则是九品以上的官员，最基础的方形土洞墓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庶人的归属，最后，普通百姓只能采用刀形土洞墓作为自己的依托。
以上是史书中对于墓葬形制等级划分的记载，后世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也从现实的一面验证了古籍中的记载。
根据墓葬形制的不同可以迅速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与爵位，这种考古方法对于探究唐代或兴起于唐代的大家族发展极为重要。
由于在唐代世族大家还未完全瓦解，他们的墓葬往往会形成一个个墓葬群，考古学家们根据典籍中的记载结合墓室形制的不同可以迅速确定各个墓室的主人，进而获得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对于兴起于唐中晚期的著名大家族播州杨氏的墓葬群的考古发掘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
播州杨氏自唐中晚期成为播州的主人，历经各代，最终毁于万历年间的子孙杨应龙之手。
但历经数百年的播州杨氏家族历史对于当代人了解播州当地历史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这是肃穆的等级制度表现在丧葬文化中的对于历史发展的积极一面的体现。
其次是随葬品的多寡，对于这方面很好理解，首先以个人的视角来看待此问题，个人在拥有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就渴望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从古至今，案例很多。
而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允许这种现象发生，故对于陪葬品多寡的规定除了维护高等级人员的地位之外，还抑制了低等级人员的僭越行为，其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商贾们。
《旧唐书》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溺，勿使更然”，商人们的陪葬品的多寡在唐代被严加监视，这是统治者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措施。
2、政治因素对于丧葬制度的影响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常常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拉拢人心，同时在等级森严的唐代社会，普通人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也会主动采取一些措施。
而墓葬制度作为封建礼法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的各类欲望为其添加了太多政治因素，故政治因素对于丧葬制度有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统治者依靠丧葬制度来拉拢人心，郑仁泰与尉迟敬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前面的墓室形制中谈到，除了皇族宗室外，还有特殊功绩的臣子可以使用双室砖墓。
这两位唐初军功集团的泰斗就属于后者，在他们死后使用了双室砖墓埋葬，除了对其生前功绩的表彰之外，更是对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拉拢。
《大唐六典》中记载有：“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别赦葬者，供余并私备”，这里的别赦就是指的在传统立法之外的灵活性。
唐代时的唐俭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其死后其随葬品远超礼法所规定，这正代表了统治集团对其一生功绩的褒奖，以勉励其后继之人。
再就是后世通过提高已离世之人的墓室规格，进而提升自身现在的地位，这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武周篡李唐之后李唐王朝复辟的历史事件。
在武则天初篡位之时，为了打压原有的李氏家族，对李唐皇室采取：“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因此，大部分李氏后裔惨遭屠杀。
随着唐中宗的继位，天下重归李氏之手，但此时朝廷内武则天旧势力依然强大，为了显示正统所在，唐中宗采取的措施是为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冤死的李氏后裔提高丧葬等级。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宗的一对儿女李重润、李仙蕙，其在青年时期因：“窃议张易之兄弟”而被：“则天令杖杀。”
在中宗即位之后，加封二人为“懿德太子”、“永泰公主”，这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的礼法所规定的，但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就很好解释。
唐中宗采用加封逝去李氏后裔的方法来打压朝廷内的旧势力，进而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政治因素对于丧葬制度的影响。
二、唐人对于身后之事的安排和当今社会不久于人世的人会立下遗嘱类似，唐代的人在预感自己即将离世之前也会留下类似于遗嘱的遗令。
遗令的内容各式各样，但最主要的有两大类，一是对于身后丧葬之事的安排，二是对于后世子孙的教诲，这也是许多家族家风的来源之处。
身后丧葬之事的安排主要是对于随葬品的安排与对于合葬事宜的安排，唐代盛行厚葬之风，若想在身后薄葬，必须在遗令中告知后世子孙，便于子孙合理处理相关事宜。
唐代推崇夫妻合葬，但由于外来宗教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有人会放弃合葬观念，这时也需要在遗令之内告知子孙。
其次就是对于后世子孙的教诲，许多达官贵人在将死之时会总结人生的得失，他们会将自己所得之感受写在遗令之内，一方面告诫子孙后代，另一方面向后世宣扬自己的功绩。
总结丧葬制度作为礼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其在封建社会顶峰的唐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影响一直延绵至今。
对于唐代丧葬制度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后世之人更好的体会当代所遗留下来的丧葬传统，更好地体会中华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唐代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齐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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