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以下简称《法度与人心》）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学著作精读三部分构成，是北京大学宋史研究学者赵冬梅教授以30年史学研究为依托，为普通读者打造的一本通解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葛的大众读物。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赵冬梅教授以开放的历史话题、充满问题意识的探讨方式，对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并影响至今的历史要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她在书中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倒退的故事——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在北宋抵达最好状态，然后一路下行，节节倒退，直到1911年。但是，“我依然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明而自豪。不全盘赞美，不试图掩盖问题，是对国家、对民族更深沉的爱。”赵冬梅教授说。
研究制度但不迷信制度
一个制度不是设计得非常好了就一定能起作用的，制度需要维护读书周刊：制度叙事一般都给人以严肃刻板的印象，但《法度与人心》给人的阅读体验既是轻松明快的，又丝毫不减其学术分量，这或许与您的讲述方式有关。您从国家、群体、个体这三个不同层面，用具体生动的故事，丰富展现了制度与人的互动关系。有几个制度读来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之一就是台谏制度，尤其是宋朝的台谏制度。为什么台谏制度通常都成了宋史学者的研究重点？赵冬梅：我们通常说台谏制度、台谏官，其实台和谏是不同的。台是御史台，谏是谏院，御史台的官和谏官合起来叫作台谏官。为什么可以合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专门负责批评监督的。在宋朝，“谏官、御史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台谏官被认为是皇帝与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而台谏官群体的崛起，则是帝制国家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一个伟大成就。它让帝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纠错机制，而纠错机制的存在让国家有可能避免矛盾激化，从而实现长治久安。读书周刊：您在书中附了一札欧阳修写给忘年挚友、新任谏官范仲淹的信，核心意思是，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做官，“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官阶不高，为何可以和宰相相提并论？赵冬梅：谏官的身上维系着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一个时代的公平正义——这是其他任何职能部门都管不了的，因为他们的职责都有具体规定，除此之外，皆非所掌。唯独谏官，以“言事”为职，无所掌，故无所不掌。这与宰相“佐天子理大政”“典调和阴阳”的职务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妙。宰相与谏官这两种职位的职责设定，皆“系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责”，着眼于整个朝廷国家的运行状况；所不同者，宰相负有协助皇帝决策、监督指导百官执行的责任，而谏官负责提出批评，纠正违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小的谏官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是平等的。欧阳修在给范仲淹的信里如此高调地赞美谏官，并非只是为了祝贺范仲淹升官，更重要的是敦促范仲淹发出正义的声音。范仲淹也确实做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类似的话，欧阳修的后辈司马光也对他的挚友范镇说过：“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万一有失职而吟叹者，景仁之责也。朝廷之政，万一有违理而伤道者，景仁之责也。”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高尚，朋友之间用道义、职责来互相激励。读书周刊：台谏官的权力从何而来？赵冬梅：第一，来自职务规定。为了让台谏官能够尽责，宋朝赋予了台谏官一些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台谏官提交的批评报告，是密封直达皇帝的，中间环节是不能打开看的。如果皇帝觉得所奏之事一时无法解决，就把奏疏“留中”，即留在宫中，那就除了君臣两人，没有第三人知道奏疏内容。只有当皇帝召集大臣就台谏官的批评意见展开讨论时，大家才会知道批评的内容。二是“风闻言事”，就是台谏官进行批评弹劾时，可以用“臣风闻”开头，而不必透露信息来源。如果台谏官“失当言论”，皇帝承诺“一定会曲意周全”，就是采取包容的态度。第二，来自包容的政治传统，来自君臣上下接纳、鼓励、批评的良好政治风气。举个例子。宋仁宗时期的御史唐介批评仁宗，仁宗让步，但唐介觉得让得不够，就将矛头转向宰相文彦博。仁宗大怒，召集大臣开会，说唐介批评别的事都没问题，但说文彦博是靠后宫妃嫔的关系才当上宰相的，这就过分了。任命宰相这么大的事，后宫怎么可能参与？唐介毫不畏惧，说文彦博应该自省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文彦博本人就在会议现场，他在唐介说完后，拜谢不已。但仁宗很生气，派人把唐介架出去。唐介走后，文彦博对仁宗说，台谏官批评政事是职责所系，不应该治罪。仁宗怒气未消，狠狠地贬了唐介。这时，其他御史、谏官都来为唐介辩护，为了避免引发众怒，仁宗只得把唐介的被贬之地换成一个条件较好的地方，还怕他路上受苦、出事，专门派宦官护送。相传在宋朝政治传统中，太祖誓碑中有“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的祖宗家法。宋朝的皇帝基本做到了。“不杀”是底线，这个底线之中蕴含着对士大夫的尊重，也蕴含着宋朝皇权的清醒与克制。当然，我们对帝国统治者也不能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宋朝皇帝虽然能守住“不杀”的底线，但他们也会或者关起门来不见、不接收书面批评，或者把台谏官调离台谏的岗位。但贬谪这种做法，反而会大大抬高被贬谪台谏官的声望，说明当时的风气还是正的。读书周刊：当台谏官被赋予特殊权力的时候，如何防止这个群体膨胀？赵冬梅：宋朝有精心的制度设计。第一，台谏官级别低，人数不多，独立于政府之外，直属皇帝。第二，台谏官由高级官员推荐，由皇帝亲自选定。第三，台谏官的人选要避开所有大臣的亲戚。第四，台谏官任职期间，不得与大臣们交往，这叫“谒禁”。司马光做谏官时，跟同年范镇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也不交往；恩师庞籍退休在京，也只是书信往来。读书周刊：宋之前其实已有台谏制度或台谏制度的雏形；宋之后，台谏制度也有所延续，为何台谏制度在宋之后就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赵冬梅：虽然我是研究制度的，但我不迷信制度。一个制度不是设计得非常好了就一定能起作用的，制度需要维护。台谏制度要起作用，需要大度的皇帝、宽容的宰相，需要整个官僚集团正确认识和尊重这个制度。
台谏制度的被破坏，始于王安石做宰相时期。不仅王安石的弟弟亦即王安国的大舅哥谢景温被任命为御史台的副长官，王安石还推荐李定做谏官，遭到抵制后，李定转而做了御史。当时负责批评政府的台谏官都是王安石的人，宋朝的台谏制度自此崩坏。急功近利的皇帝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合力阉割了宋朝政治中最伟大的成就——台谏纠错机制，台谏官成了党争的“工具人”。由此以降，以至南宋，台谏制度的元气再也没能恢复到范仲淹、欧阳修时代的样子。到了明朝，连“不杀”的底线都守不住了。民间戏曲总喜欢赞美抬着棺木去劝谏皇帝的海瑞，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感人，却正说明了皇权的嚣张和制度的败坏。魏徵曾对唐太宗说，请你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良臣会让国家机器运行得更好；忠臣则是将生命献祭给皇权。
从江山社稷到皇室私产
金元以降，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为何会走下坡路？其江河日下的原因何在？读书周刊：从台谏制度的变化，看得出对朝廷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知在发生着变化。赵冬梅：是的。皇帝的这一角色定位有其发展过程。华夏帝制国家的早期，经历过家国一体、家国难分的初级阶段。在秦汉帝国的中央政府中，皇家事务和国家事务占有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秦汉的九卿，除了廷尉、大司农、大鸿胪所掌为国家政务外，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宗正、少府等六卿皆为天子家臣。此后的发展趋势是家国分离，皇帝家族仍然享有崇高地位，但是，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的界限日益分明，处理皇家事务的机构在中央机构中的占比逐渐降低，地位逐渐衰退，而皇帝作为国家首脑的角色定位则日益突出。明代以前，皇帝之下有宰相，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宰相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皇帝跑偏，让大政方针基本符合王朝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明清两代不设宰相，明有内阁，清有军机处，然而，无论是内阁还是军机处，都只是秘书咨询机构，在制度上不享有决策权，相比宰相，内阁和军机处的权力是不稳定的，更加依赖于皇帝的信任。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中央权力向皇帝集中，而权力就是责任，皇帝个人在军国大政和政府行政中承担的责任变得空前巨大。“朕即国家”这样的权力结构，对皇帝的个人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在皇帝制度下，同一王朝之中历代皇帝的能力水平通常是递减的，越到后面越平庸。读书周刊：因此您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另类”的观点：历史并不总是向前。赵冬梅：我所采用的衡量帝制时期王朝政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来自秦始皇那个万世一系的梦——凡是有利于本朝统治长治久安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长治久安的最高目标又可以分解为三部分：第一，是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第二，是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第三，是皇权的稳定与安全。以上述标准衡量，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国家制度设计精美，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朝廷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能够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真正做到了“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更为重要的是，截至仁宗朝，北宋政治中一直存在着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其中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
然而，从北宋神宗朝开始，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破坏。王安石变法彻底改变了北宋政治，增收成了朝廷国家的第一政策诉求。雄才大略的宰相和年轻有为的皇帝互相支持、互相鼓励，造成了排斥异己的新风气，正常的舆论批评被斥为“流俗”，优良的政治传统遭到蔑视。新政策、新风气培养出来的“新官僚”，以服从、高效为首要，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宋朝政治的败坏，暴露了皇帝制度的死穴。尽管那一段历史转折通常被称为“王安石变法”，但真正的转折动力其实来自神宗皇帝——他要开疆拓土、制礼作乐，大有所为，以证明他本人及其血统的光荣与正确。当皇帝决心冲破制度与传统的约束，唯一能够阻挡他的，是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其上层的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然而，总会有政治人物与政治势力对皇帝的欲望加以迎合。我不否认王安石有属于自己的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然而，当他把皇权从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就已经破坏了宋朝政治的根基。元朝更是出现了两大倒退：从朝廷性质看，华夏传统将天下称为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而元朝的天下则入了皇家私囊——江山社稷变成了皇室私产；从君臣关系看，华夏传统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到了元朝，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婢为荣——君臣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专制与猜疑自此一发不可收。明太祖朱元璋又“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奇特偏执塑造了明朝政治；清朝入关，挟私心以治中国，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士大夫和中原百姓始终心怀犹疑，不能同心求治。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金元以降，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为何会走下坡路？其江河日下的原因何在？我试图在书中就这些问题展开探索。读书周刊：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帝制时期拿什么约束皇帝？赵冬梅：皇帝终身制，皇位世袭制，骨子里是“家天下”，很难约束皇权。但如果皇帝能以“三畏”实行自我约束，其统治可以相对好些。第一，畏历史，害怕自己成为遗臭万年的昏君，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权势可以一时掩人耳目，却无法遮住千秋万代的视听。第二，畏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古代圣王的原则、本朝列祖列宗，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说法与做法，对后世的皇帝都有规范作用。当然，这也会限制“时任”皇帝的创造性。
第三，畏天。天人感应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核心的内容是：人间统治与天道之间是关联互动的，人间统治出了问题，天就会对统治者予以警告，而人间统治者在接收到这些警告信息的时候，就必须做出悔过姿态，检讨政策措施，减轻民间疾苦。今人站在现代科学立场，见古人在自然现象与人间统治之间生造因果，便嘲笑其愚昧，殊不知，古人之保守“灾异示警”学说的目的，是要皇帝心有畏惧。宰相富弼曾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西谚云“过去犹如异邦”，我们理解古人的最大障碍是观念。观念就是一个时代普遍相信什么、不信什么，“今人不信不等于古人不信”（阎步克《服周之冕》）。现代史学的一大进步，就是承认观念的时代差异性，并力求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之中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的行为。
制度就像如来佛的手掌
以前这些问题往往被“理乱兴衰”所消解，同时被消解的，还有有关这些问题的宝贵思考读书周刊：读您的书，时常被您有意思的创见所吸引，比如您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等。如何理解您在书中提出的“真正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从来都不是作为结局的历史事实，而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赵冬梅：大部分人说喜欢历史，其实是喜欢看大起大落的英雄故事，看帝王将相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权谋秘计，甚至想要学个一招半式。那些浮于表面的故事当然有趣，然而，若只关心那些，这样的历史观察是不合格的。这就像看《西游记》里孙悟空和各路神仙、妖精打架，云来雾去，极为热闹，可是有谁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制度就像是如来佛的手掌，它规定了游戏规则，万变不离其宗。吃透了制度，再来看历史的兴衰起落，就能看到边界和范围，明白为什么是那样，进而思考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制度是什么？“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划分类别（文官、武官、宦官）、标志等级（长官、属官、小吏）、限制范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规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上下级、同僚、同年），决定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活动空间。古代制度的特点是它“已经完成”，从形成到结束，我们能够看到得失成败的全部轨迹，可以细细琢磨制度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读书周刊：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2年，帝制在中国持续了2133年，其间，制度一直在变，其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如何理解前后朝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赵冬梅：关于最高权力的分配，关于政府机构的组织原则和具体设置，关于人才的选拔和官僚的人事管理，等等，各项制度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变化，才是制度的真谛。梦想建立一项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不啻痴人说梦。制度为什么会不断变化？因为时代在变，国家所面临的内政和外交环境在变。大部分的制度变迁是累积型的，一点一滴，水滴石穿。变化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总结。累积型变化是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最容易忽略的变化，因为它沉默温和，缺乏激烈的“事件感”。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热衷于关注政治家主动发起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唐代杨炎的“两税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是，2000年帝制，天下一统，内驱力不足，主动改革直可枚举，累积型的变化才是制度变迁的主流。无论是水滴石穿的渐变，还是大刀阔斧的改革，都是因为时势发生了变化，制度必须跟着变，这就是“因应变化”。“因应变化”一词出自司马迁对老子的评价。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老子以“无为”“因应变化”，后世以“有为”“因应变化”，所为者，制度也。旧史学常以权力斗争、大人物的意志来解释制度变迁，比如讲宰相制度演变，必以君相矛盾争权为说——权力斗争固然有之，然而，国家制度岂止为权力设？皇帝也好，宰相也好，治国理政才是正事。国内国际形势既变，则必调整做法以因应之，这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所有能够成功保留下来的变化，哪怕曾经有一个荒唐的开始，也一定是合理地因应了时代的要求。逆时代需要而动的变化，虽然可以凭借权势推行，却无法延续——制度有其自身的发展惯性，不可违逆。但是，制度虽然一直在变，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还是继承大于断裂，因为制度本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开国之初通常会“急于人才”，数十年后难免“员多缺少”，再和平发展数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其他还有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底层原因。然而，令人叹息的是，以前这些问题往往被“理乱兴衰”所消解，同时被消解的，还有有关这些问题的宝贵思考——人们习惯了用末代君臣的失德来解释衰亡，然后便若无其事地走进新时代。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赵冬梅 著中信出版集团（图片由作者提供）
读书周刊：您用不少笔墨描述了那些被制度有意为之地歧视与矮化的群体，其中包括脸上被刺青的军人、身体不完整的宦官等，体现了您作为研究者对个体命运的史学关怀。
赵冬梅：把一部分人标志出来，隔离出去，这是帝制中国制度发展的一个常见现象，只是制度影响人的命运的一小部分。个体在制度直接或间接作用下颠沛流离的境遇，官僚群体在制度变迁中的宦海沉浮，士庶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颠簸起落，入仕、升迁、贬谪、宦游、服役等境遇是古人生命的常态，围绕这些具象化的常态，制度变迁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近年来，“穿越”成为一时热门话题。作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假如可以穿越回古代，你愿意选择哪个朝代？”采访者以为我会选择宋朝，然而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现代。”我之所以如此作答，是认真权衡过的。无他，我是女性，且对传统中国有一点基本的认识，因此不做玫瑰色的梦。按照中国古代“男主外女主内”的秩序安排，如果穿越回去，我就不能反对丈夫纳妾，不能出来工作，不能单独旅行，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不能之事太多，我不愿意。其实我也不劝各位男士穿越，假如穿越到东晋王羲之时代的寻常庶族家庭，你再聪明、再勤奋，也不会有机会跟王羲之对坐，挥麈谈玄；即便运气好，得到皇帝的赏识，也会被王谢子弟嗤之以鼻——风流潇洒都是高门士族的，你连喝彩的资格也未必有。万一运气再差点儿，你穿越到三国时期的曹魏，成了一个士兵的儿子，那除了当兵，你是一点儿别的指望也没有的。论普遍的自由，还得看今朝。而这种自由度是现代社会制度赋予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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