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秦山,出生在秦岭山区的秦山,在一千多年前的今天,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浪漫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不仅朝臣和军队将大唐盛极而衰的原因归咎于杨国忠、杨玉环兄妹,导致了两人死亡,就连后世的史官与成群的精英学者,也大多持相同见解。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学者们开始弱化“个人”作用,强调集体,以及女权运动的兴起方才告一段落。
然而,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和认知准则的差异,就可以立即发现,古代精英的理解极富真知灼见,想了解这一点,就必须以时人的角度,代入时代背景去看待。
和中国其他古代王朝一样,对于唐代中后期的历史而言,其本质是朝廷权力转向地方,凭些又可将唐玄宗统治前后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唐高宗中期至武后时期,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武则天改革科举、整顿吏治、迁都洛阳等举措,不断削弱世家贵族;第二个阶段是唐玄宗初期,玄宗皇帝在世家贵族的支持下登上帝位,将首都迁回长安,世家贵族尤其是关陇士族复兴;第三个阶段以李林甫就职宰相为节点,表明玄宗皇帝开始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世家贵族;第四个阶段为公元753年,杨国忠就任宰相,帝国与藩镇、皇室与世家贵族的矛盾全面激化。
根据官史的记载,在后两个阶段,唐玄宗沉醉于宗教、文学,迷恋杨贵妃,导致了“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掌握了朝廷权力,使得帝国遭受重大灾难,这种陈词滥调相当不可靠。然而,在以个人传记为核心内容的《二十四史》中,它几乎成为了一种公式化的说辞。因此,我们需要从当时帝国的主要矛盾来分析解读。
在第一个阶段,武则天运用种种手段,对世家贵族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削弱。但武则天的时代结束以后,帝国经历了短暂的动荡。随后,世家贵族卷土重来,玄宗放弃了武则天对宰相的迫害政策,并让他们能够任职多年——这些宰相主要由世家贵族来担任,而武则天所倚重的、来自东北的科举官员被西北世家的推举官员取代——对世家贵族的笼络让唐玄宗得到文人学士的盛赞。
但是,朝廷内部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随着自然灾害、通货膨胀、以及边疆威胁的发生和加剧,帝国需要更多的税收和人力,而世家贵族为增强自身影响,也需要掌握更多的财富和人力资源,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零和博弈。
因此,唐玄宗不得不恢复武则天时期的战略方向——但比起武则天,他的做法相对柔和,从侧面而非直接进行削弱,但大多遗患无穷。最早执行的一个条例是,玄宗任命宇文融等人为监察御史,负责将不入政府户籍的农民重新归入户籍,这些农民为逃避兵役和徭役,托庇于世家大族。
到公元736年,以李林甫就职宰相为标志,皇室与世家贵族开始全面的冲突,李林甫以恶毒的手段打压世家贵族,将其中有能力的人全部清除,留下“口蜜腹剑”的成语典故,这种激进的方略大大削弱了世家贵族的权力,但也影响到政府的效率和朝廷的威望,引发了后来的危机。
增加节度使权力是另一项后患无穷的政策,武则天时期,节度使的权力仅止于军事,但唐玄宗很快就意识到。节度使能够从根本上削弱世家贵族的影响。他们为了应付边疆战争,想方设法减少掣肘,不断接收地方上的财政,扩大其影响和兵源,于是,唐玄宗开始推波助澜,使藩镇成为了实际的自治王国,这种变化使得东汉以来,根深蒂固的世家贵族势力遭逢致命打击,他们势力根基被藩镇破坏。
这种情况在公元7世纪40年代再度得到加强,李林甫被任命为西北节度使,以此削弱世家贵族的领袖——关陇士族,但在关陇士族的影响下,李林甫无法赴任。很快,唐玄宗进行了更为激进的反击,他罢免了几乎所有的汉族节度使(仅保留四川),改由异族首领充任。这使得世家贵族在军事上的影响几乎丧失殆尽,但真正掌握兵权的人却与朝廷并无多大的利益纠葛,他们与朝廷的联系仅在于个人间的联系。
唐玄宗意识到这种现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削弱世家贵族之后,开始提拔杨国忠以限制藩镇权力——为杨氏兄妹的不幸拉开了序幕。由于杨国忠出身贫寒,无论在朝廷还是地方都没有影响力,他只能效忠于玄宗皇帝,按照皇帝意志办事。唐玄宗则不顾朝臣的压力,宠幸杨贵妃,借由宫廷势力,让杨国忠的升迁如履平地,并对李林甫构成了威胁。
鉴于唐玄宗的策略,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势如水火,安禄山控制着帝国在东北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朝廷则有李林甫作为依靠,但随着李林甫的权力向杨国忠转移,他开始担心被皇帝清算,加大了对朝廷进贡力度,并拜杨贵妃做义母。然而,杨国忠只是唐玄宗用来制衡藩镇的一枚棋子,他只能继续加强对藩镇的约束,并将矛头指向最强大的藩镇将领——安禄山。
于是,安禄山开始招兵买马,加强自身实力,这些反常的举动被朝廷安插在东北的眼线向杨国忠一一汇报,杨国忠立即向唐玄宗告发。公元754年,唐玄宗试图将安禄山升为宰相,将其调离东北,在朝廷任职。安禄山欣然允诺,但此时的杨国忠犯下了第一个大错误,他阻止了玄宗皇帝的这一决定。
安禄山生性多疑,害怕被朝廷清算,返回东北后,终于下定决心,以“清君侧”之名,于公元755年起兵反唐,矛头直指杨国忠。宣布效忠皇帝的节度使们立刻派兵增援,但他们各自为战,缺乏协调。此时的杨国忠犯下了第二个大错误,他并未采取“恩赏”的方式进行拉拢,而是从朝廷派遣将军,试图指挥这些军队。节度使们岂会将兵权拱手相让,一番争执后,多数节度使率兵返还,仅有郭子仪等人愿意协助朝廷抗敌。
尚在关陇士族手中的西北军队开始守卫潼关——这是为数不多仍旧忠于皇帝的军队,他们与李唐皇室关系密切。由于安禄山未能完全控制补给线,后方接连失火,藩镇或为扩大自己的地盘,或为向朝廷效忠,开始频繁攻击安禄山缺乏守备的后方,安禄山的叛乱似乎在6个月后就要被平定了。
然而,此时的杨国忠犯下了第三个大错误,他担心关陇士族会重新获得旧有的权力和地位,因此劝说唐玄宗主动出击,唐军遭遇伏击,全军覆没。紧接着,杨国忠犯下了第四个大错误,危难之际,他并未设法团结关陇士族,而是劝说玄宗到远离关陇的四川逃难。
但是,军队仍旧掌控在关陇士族手中,他们忍耐已达到极限,当唐玄宗离开长安后,立刻发动兵变,逼迫唐玄宗处决了杨氏兄妹——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对唐玄宗失望透顶的关陇士族转而支持太子,新皇帝在关中抵御叛军,并为国家的中兴而努力。至此,唐玄宗失去了所有的支持——包括扶持他登上帝位的关陇士族。他只得承认这一即成事实,作为太上皇渡过余生。
杨氏兄妹的悲剧在于,他们处于大唐各种核心矛盾爆发的节骨眼上,以及爆发后的风暴中心。他们在地方上并无支持,其权威只能依赖于唐玄宗。但由于唐玄宗对世家贵族的削弱政策,朝廷和世家贵族已逐渐疏远,其支持度大不如前。同时,节度使借势崛起,却脱离了朝廷的掌控,最终给大唐帝国灾难性的影响。
这些恶果本是可以得到避免的,但平步青云的杨国忠缺乏逆境煅炼,他习惯于通过杨贵妃吹枕边风,确切地说是通过内廷权威解决问题,导致在重大决策上屡屡出现本不该出现的问题,使得朝廷陷入被动,反过来削弱了皇室。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很难分辨,到底有多少是出于帝国的需要,还有多少是杨国忠保障自身权威的需要。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帝国兴废的重要关头,他仍然不知变通,继续窝里斗,而杨贵妃则在所有的关键节点上倒向了杨国忠,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压限制关陇士族,使得支撑皇帝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转变了态度,也让自家兄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因此,若从帝国的得失而言,作为皇帝扼制衡藩镇势力的杨氏兄妹,都必须为大唐帝国的由盛转衰承担相应责任——正是他们不合时宜的举措和政令,才让帝国一步步走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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