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时拾史事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作者高成儿
年难留，时易损。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无法摆脱生老病死的宿命。秦朝时，中国有两千万人口；汉朝时，中国有五千万人口；清道光年间，中国有四亿人口。他们也曾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曾经生龙活虎、思索人生。可到现在，除了少量骨骸和墓志铭，绝大多数都已杳无踪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人们一般会想起什么？惦念什么？是儿女情长？还是未竟的事业？让我们瞧瞧几位近代知名人物的遗嘱或者遗言，看看他们到底关心什么。
好长时间来，我总不愿意和你讲这样的话。今天咱俩好好地说一说吧！我可能快要离开人世了，以前怕你伤心，我总对你讲现在科学发展了，能治好我的病。其实我早已明白，我的病是不能治愈的绝症，不会好了。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过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走到了尽头了。
我们结婚五年多，又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又没有钱，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对不起你。你的身体很不好．也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没有我了，你怎么办？
既做过皇帝，也当过公民，说的还是白话文，答案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说话的对象是他的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自1959年特赦以来，溥仪开始了短暂的后半生，他曾在北京植物园里半工半读，也在政协的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做过专员。在重获新生的日子里，他恢复了单身，没有配偶。第一任妻子婉容，第三任妻子谭玉龄，都已经不在人世；第二任妻子文绣、第四任妻子李玉琴，都已经和他分道扬镳。1962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溥仪和李淑贤结婚。
可惜好景不长，末代皇帝没过几年就罹患了肾癌，先是切除了左肾，后来发现右肾也已经癌变，这下彻底没有办法了。溥仪只好对妻子说科技发展了，这个病其实能治好，起到一丝安慰的作用，实际上心里也清楚，这是不可能治愈的绝症。李淑贤比溥仪要小十八岁，1967年的时候只有四十出头，丈夫马上就要走了，溥仪放心不下，两个人也没有子女。他虽然曾经贵为皇帝，但大清已经亡了，说这些又有什么用。溥仪有这样的担心是正常的，在他去世后，政协对李淑贤的生活给予了关怀，三十年后她与丈夫在地下重逢。
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作样子的。后来再有外人问你只告诉他我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的情形，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
裕德龄通晓多国语言，曾经在清宫担任女官，为慈禧太后提供翻译服务。1905年初，因为父亲患病的缘故，裕德龄离开了皇宫，光绪皇帝通过她，向世人吐露了心声。这位三十多岁的天子，以前也有过雄心壮志，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想要维新变法，富国强兵。可戊戌政变将他的愿望彻底击碎，从此囚禁瀛台，连最基本的自由都失去了，更不可能取得业绩。因为困居深宫，外界无法得知皇帝的任何消息，那些以他名义发布的诏令，都是慈禧太后的意思，光绪说他只是替人做做样子的傀儡罢了。三年后，慈禧太后和清帝几乎同时去世，他对裕德龄交代的话，成为辛酸岁月的最后见证。
我此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所主张统一方法，是开国民议会，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兹为病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之目的。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堪瞑目。
我死了以后．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同志们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4年，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起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冯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经过一番内部讨论后，孙中山决定离开广州，前往京津地区，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和平统一与建设。然而，时局变化得非常快，段祺瑞在天津会晤过张作霖后，被拥戴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政变的发起者冯玉祥则是被排挤，调至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如此操作过后，孙中山面临的对象已经换成了段祺瑞和张作霖，双方会晤后，均无法接受对方的主张。
第二年春天，孙中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当医生用手术刀切开孙中山的腹腔时，全部都大吃一惊，肝脏已经发生严重的病变，上面布满黄色斑点，多处组织粘连在一起，除了进行简单的处理，医生没有任何办法。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不安地守候在门外，本以为手术会进行很长的时间，没想到二十多分钟门就开了，噩耗来得如此突然。此时孙中山患上了胆囊腺癌，并扩散至肝等其他器官，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束手无策。此次北上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的，一生倡导的政治主张也远远没有实现，孙中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同志。因为是在北京，北洋军阀控制的地盘，所以四面都是敌人，他告诫宋庆龄等人要意识到危险，不要向敌人屈服。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难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难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国弱民穷，仁人志士苦寻救亡之道。然而，薄弱的力量，麻木的同胞，使前进路上阻碍重重。秋瑾不顾丈夫反对，东赴日本留学，接触到革命思想，参加同盟会，致力于反清事业。1907年，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处境危险，她没有选择离开，毅然留守大通学堂，最后被清兵逮捕。面对敌人，她提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还有这篇给学生徐小淑的绝命词。里面没有儿女情长，没有贪生怕死，提及最多的是新亭之泪、残山剩水，是牺牲尽责、舍生取义。周恩来曾经说秋瑾是带头打破“三从四德”封建束缚的新女性，是革命的先驱者。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葬拉到。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务，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6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去世，留下了这份遗嘱。内容也不长，总共只有七条，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三条，主要安排身后的治丧事宜，只接受老朋友送的丧事礼金，泛泛之交就不要了，人是有亲疏远近的，从来不认识或者关系不好的，何必受对方这份情呢。第二、三条是说丧事不要大操大办，尽快安葬，人已经死了，就要看开些，做简单一点，葬礼办得再久、再隆重，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四条到第七条是第二部分，对妻儿日后生活的叮嘱，希望许广平节哀，不要沉浸于丧夫之痛难以自拔，要开始新的生活，毕竟人生还很漫长。不要过于相信他人给的承诺，凡事都要留个心眼，骨肉至亲，互相欺骗的事情常有发生，更何况普通人了；像那些既损害别人利益，又劝别人宽容的人，非常的恶毒、可笑，必须保持一定距离。第五条是给儿子周海婴的建议，如果孩子的天赋、能力都比较平凡，那就承认平凡、接受平凡，千万不要逞能，非说自己是什么文学家、美术家，最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七条建议是鲁迅深思熟虑的，字字珠玑，每次路过上海虹口公园、山阴路，都会想起这些平淡又有深意的嘱托。
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吾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
光绪三十七年，七十岁的张之洞从湖广总督高升为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离开了仕宦多年的武汉三镇。次年，光绪和慈禧相继病逝，香帅又成为顾命重臣。宣统元年，张之洞病重，阳历十月四日，白天奏请辞去各项职务，晚上在白米斜街的寓所去世，现在北京什刹海附近，仍然保留张之洞故居。临终前，他对家人作了上述交代。不要忘记朝廷的恩典，不要使家风堕落败坏，不要为了家产争得头破血流，不要成为众恶所归之人，要明辨君子小人的义利是非。
张之洞从小学习用功，饱读诗书，标准的学霸一枚。十四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十六岁以第一名的成绩在会试中举，二十七岁以第三名的成绩考上进士。进入官场初期，张之洞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担任学官十年，在经学、儒学方面确有过人之处，是当时的佼佼者之一。但是在他自己看来，平生所学只达到十分之四五的水平，说明还是非常谦虚的。职业生涯后半段开始做封疆大吏，担任过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大力兴办洋务，修建学校、铁路、工厂，推动了近代化，他说自己领导管理能力已经达到了十分之五六的水平，比学术要高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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