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 广东通志 》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慷慨激昂，刚正不阿，敢于同歪风邪理说不的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晚年的唐宪宗非常信佛，为求风调雨顺，他派人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佛骨先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皇帝都这么虔诚，手下的王公大臣也都来凑热闹，老百姓更是跟着，有钱的捐钱，没钱的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疤，以表示对佛的虔诚，有些狂热之人甚至为此废业破产。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历来不信佛，对皇帝引发的近乎全民狂欢的行为非常反感。为此，他写下《论佛骨表》并上奏给皇帝。唐宪宗看完韩愈的奏章后非常生气，非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很多人为韩愈说情，唐宪宗忍着满腔怒火，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有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韩愈用诗表达自己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违旧立新，直言不讳。唐朝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 。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直言不讳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凡是论及人材，韩愈的文章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更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 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
一介书生，为万民只身说服叛军。唐朝藩镇割据严重，长庆年间，遇兵变，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作为朝廷特派员，前往镇州。很多人都为他担忧。颜真卿深入叛军有去无回，人们担心韩愈也步会颜真卿的后尘。就连唐穆宗也有些担心，嘱咐韩愈多加小心。韩愈在《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的诗中写道：“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韩语心里没有害怕，他反而担心去晚了会有战事，会连累百姓。这才是一个坦荡荡的君子形象。到镇州后，韩愈对士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实例告诉他们，叛乱没有好结果，不要惹祸上身。他还恩威并施，告诉士兵，朝廷相信你们不会叛乱。对叛军将领王庭凑，韩愈义正辞严进行警告：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韩愈《师说》
用潘向黎的话说：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韩愈政治生涯多次被贬，同时他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政治影响后世许多的帝王将相，他的文学作品更是流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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