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页里的周作人

————这世上不是英雄的人，便一定都是恶棍么？

　　————其实，嬉笑怒骂全是表面，作文章者无论其文笔、技巧如何，首先是应当有使命感，应当对历史负责的。

　　————正是“圣人之心”造就正经的作者作品，至于那些肩负使命却无端强奸历史、为文不慎的人则所见证的历史愈重要、地位愈尊崇、身份愈特殊，愈是可诅咒的。

　　书页里的周作人

　　近来，为了写这篇小文，作为一个资力、才学都有限的穷书生，我刻意搜求了不少文章、史料以及两人的著作，文成后才发现这搜求的过程对于我，竟也是大大有利的——从这两个人的文章中，我在知识和思想上都得到了大的飞跃。

　　毕竟故人已逝，留在世上的只是篇篇的书页。所幸那个时代有那么多识文断字的人，有那么多可记的故事；所幸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表达的时候是那么地顺畅、精确；所幸我所想了解的人沉淀在书页上依然还是那么地鲜活。

　　原本只想写周作人，然而谈到周作人就不能不提鲁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周氏两兄弟在历史上这样特殊的存在是互为前提的。在两人的身上，铭刻着彼此的惊世才华，更映射着对方的种种人性缺陷。画人像，倘若画全身则必定要有手足，如若没有了手足，那只有半身像才说得过去。过去太多介绍鲁迅作品和鲁迅其人的文字从鲁迅的生平里删掉了周作人这一节，那么下笔再巧妙，弥合得再天衣无缝也只是把鲁迅描绘成了一个无手无脚的高大怪物——那远不是真正的鲁迅——周树人——周樟寿。

　　一、 叱咤风云

　　在上个世纪初，从新的文学兴起开始，中国最优秀、最先进的文学，就一直由两个人导领。周氏兄弟在中国浩瀚的文海之中掀起的狂澜，其余波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汹涌。

　　中国的文学是最难研究的，中国的文人向来孤高不群，正因其“不群”，他们风格的多样性愈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一时由一两个人称雄文坛，并引起几乎整个文化界的痴迷和崇拜的狂潮，这是极罕见的。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一群文学新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让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学语言脱胎换骨，改头换面，在中国文学史的“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划上了一道异常清晰而绚烂的分界线。千年以降，社会形态几度更易，改朝换代数不胜数，中国文学的更天易地，这还才是头一遭。中华民族的文学脚步走到这里，才真正进入了空前昌盛繁荣的时代。

　　请注意，到这里为止，我所说的周氏兄弟单指周氏三兄弟中的长兄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廿世纪中国文坛的周氏兄弟仅此二人而已。

　　二、 文学背后

　　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已经越来越转向对“人史”的研究，已经死亡抑或说是老去了几十年的那些恩恩怨怨又重新活跃在书本、报纸甚至是网络媒体上。于是，捧起书本，我们眼前越来越多地展现出来的，是那些放下书本，不执纸笔时的文化、文学大师。近十几年来，圣人不断地被拉下神坛，拍板定论的牛鬼蛇神却不断地被还原成“人”。“人性”的哲学越渗透文学，圣人与奸贼靠得就越近。

　　现代文学史的风浪不断，如同浪漫的小说家笔下的风雨江湖，纷争扰攘，拼斗不休。归结起来看，就是一群文学革命家战胜了守旧势力，开创了新的纪元以后，又在“新”字大旗下走向了各自理想的方向。在大的革新和大的分化之中，自然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当局者迷，在后人看来，改革本就是件摸着石头过河的事，他们打通了新旧时代之间的障蔽，进入了从所未见的崭新天地以后，有的欢天喜地，左冲右突，继续前驱；有的疑云重重，蹑手蹑脚，踯躅不前；有的精疲力竭，原地歇脚，就此停步；有的甚至大失所望，原路折回——这都是正常的，性格所致，气质使然罢了。这本是时代英雄之间猛士与儒者、居士的区别，只因为他们都冲在了时代的前端，万众瞩目的焦点，才会被过分清晰地剖析了一遍，分出了三六九等，而这参与划分三六九等的人，却大都只能对划分对象仰视、仰视再仰视——他们站得太高了。当然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也有个别小丑型的人物，他们揪着巨人的襟袖，挂在巨人的裙带之上，也被放在了历史的聚光灯下。他们这些人就好比鲁迅的油灯、周作人的茶杯、胡适的眼镜，即便留存到了今天，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个文物、遗产。从某些角度看来，他们甚至还不如那些无生命的文物——死的物品不会说话，活的人却会自居权威，肆意歪曲历史。信口雌黄和违心之论一旦变成“铁证如山”的史料，那么这些活着的文物便太过可憎了。

　　我试着从那些早已陈旧的文字之中还原出些什么来，于是有了这片文字，暂且算作文学后人向先人祭罢！

　　三、兄弟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如同巨峰般耸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们是巨匠更是宗师。在发现了文学的新天地以后，一个时期内，同是站在新旧交界的隧道口，摇旗呐喊，唤醒了不知多少沉睡中日渐窒息的灵魂，成全了不知多少新文学的大家，更不知帮助多少平庸的心完成了由旧入新的升华。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谁也没有停止向天空的搏击，两人在时代的云端越飞越高，做领军人物数十年。但是不久以后，两人就发现了各自之间骨子里的分歧，并且在文学路上越离越远。尤其在兄弟失和之后，这大的分歧更明显地暴露出来，理念的争端一直持续到各自终老。

　　众所周知，在早年，兄弟二人是十分亲密和睦的，年龄相仿的他们共同经历家庭的巨变，一样在三味书屋接受旧式文化教育，又是先后考入新式学堂，后东渡日本留学。在归国后。学贯西东的兄弟二人在旧文化的重压下奋起直冲，借国外文学的利器破国内文坛的桎梏，并肩作战，比翼翱翔在新文学的天空，同时攀上文学世界的顶峰。其间手足情笃，相帮相扶，传为一时美谈，在旁人眼里，当是何其潇洒，于各自心中，又是怎样的快意！然而从兄弟两人对这段日子的记叙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气质天性又是何等的天差地远！

　　祖父锒铛入狱，家庭破败、父亲病死留给鲁迅的记忆是阴暗而沉重的：典当家产的凄凉、庸医误人的可恨、寄人篱下的尴尬，回忆起来当真是血泪斑斑；同样的灾难在周作人的心中却又是另一番滋味：除了狱中照料脾气古怪而可笑的祖父透出丝丝的苦涩以外，乡野田间美丽的风物人情，无忧无虑地跟在长兄之后游戏、读书都成为他后来几十年的创作素材。与从小扛起家庭生计重担的鲁迅截然不同，周作人在鲁迅的庇护下、在江南的文化、风物沃土上享受了自己长长的、快乐的童年。两人灵魂深处的气质由这时间重叠而实质相差甚远的童年开始形成，可以说，从人生的起点开始，周氏兄弟就已向着不同的方向进发了。如此想来，一母同胞的两人在日后选择了那样相异的创作和人生道路，是早已注定。至于兄弟反目的那场悲剧兼闹剧，看来也是命中的定数，难以避免的了。

　　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对自幼多病却天资聪颖的弟弟周作人十分地疼爱，人伦天性加上几分孩童心理又兼爱才之心，使得这种宠爱甚至是娇纵成为一种习惯，这习惯一路持续到两人成年甚至成名以后。

　　在日本，鲁迅为周作人好好读书而拼命工作，后来又把周作人从中国接到了日本，朝夕相处，兄弟怡怡的那些日子在两人的回忆文字中渗透着美满与富足的情感。在鲁迅到日本留学的第四年，他奉母命回乡完婚，婚后第四天携周作人返回日本。在日本，兄弟两人都大量地接受了进步的政治、文艺思想，抛弃了中国固有的很多价值观，剪掉辫子，与大清王朝的封建政府斩断了联系。对于日本，从他们的文章中看到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鲁迅看到的尽是蓄辫的留学生、待国人多礼却偏偏对中国人另眼相看的日本人、斩杀中国“间谍”的幻灯片；周作人却钟情于日本的茶食、日本女人的天足、日本人的礼节、日本的种种好处。留学生活后期，鲁迅忙于组织进步刊物、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周作人却一直埋头念书直到他离开日本的那一天为止。被封建包办婚姻套上一层痛苦枷锁、怅然若失的鲁迅与志得意满，在日本自由恋爱、结婚的周作人在同一时期对待生活的态度自然有所不同。也许正是因为心情的缘故，鲁迅与周作人对于日本的印象大大地不同，鲁迅依然沉重而痛苦，周作人却是踌躇满志、轻松愉快，大有如鱼得水之势。世人对他们的评价自此开始不同——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而周作人则是一个“念书的人”。这评价是中肯的，而两人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鲁迅是伟大的，周作人虽不是渺小的，但其气魄较之乃兄却是远远地不如。为了供养在日本念书又成了家的弟弟，鲁迅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放弃了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毅然回国工作，为弟弟积攒学费和生活费。而周作人此刻依然不谙世事地埋头做学问，在异国他乡过得乐不思蜀，直到家境俞益窘迫的鲁迅不得不亲赴日本把正准备攻读法语的周作人接回中国为止。

　　四、千古是非

　　　　周氏兄弟的失和是一段太沉重的历史，从各种各样的书上，可以大概总结出这样的经过：

　　在故乡浙江度过了一段基本平静的日子以后，鲁迅在北京为周作人联系了工作，独力购置了八道湾的房舍，把全家接到这里“同享天伦”。此前，周作人的妻妹芳子也从日本来到中国，并与三弟相恋、结婚。自此以后，周氏二兄弟与这位一直不甚引人注目的三弟剪不断的关系才浮出水面，虽然无论在思想还是事业上这位周建人都与他们没有什么可比性——毕竟鲁迅与周作人才是思想上最亲密的战友，事业上最具实力的才子名家。在八道湾的院子里，鲁迅与周作人两家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都是支柱，而周建人是一个沾了两位哥哥的光，来北京念书的小弟，地位显得相当尴尬。尤其是他的妻子羽太芳子对于他的拮据极为不满，使得他甚为不快，以至于在搬进八道湾没有多久以后他就黯然离开，结束了对鲁迅和周作人成年后生活短短两年的“见证”，远赴上海开创自己的生活，遥遥地离开了两位出色的哥哥生活和战斗的阵营，也离开了他们的生活。此后，八道湾先整个华北地区一步一点点地“沦陷”，全在日本人（信子、芳子及远道由日本来的羽太家二老及信子之弟羽太重久）的控制之中。在1923年，终于有一天，周作人对鲁迅发出了那篇著名的绝交书：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二十八日，作人。

　　而在五天前，鲁迅已经在日记中记载了“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矛盾上升至同宅居而不同桌进餐，于一向亲密的周氏兄弟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以致鲁迅都认为“此可记也”。但看样子那时还只是羽太信子等人与鲁迅的矛盾，感情危机还并没有撼动周作人。但是根据鲁母的回忆，两人前一天还在一起把书搬进搬出，合力作文，而第二天鲁迅却突然准备出去找房子另住了。鲁母的叙述当然不失对时间之短促的夸张，但是可以看出周氏兄弟反目前是几乎没有征兆的，从鲁迅“自具一肴”至五天后二周的绝交，其间不知道突发了什么事情，导致了家庭琐事的纠纷上升至兄弟两人的最终撕破脸皮。而更令人费解的是鲁迅收到信后邀周作人出来问明就里，周作人却避而不见。

　　很快，鲁迅离家另寻住处，带着妻子朱安搬走了。在他回八道湾取回自己收藏的书本、古砖、拓碑的时候，却遭到了周作人夫妇的殴打辱骂。他们还招来了熟人张凤举、徐耀辰，夫妇两人对张、徐痛陈鲁迅的不是之处。鲁迅最终以“家庭私事，不劳外人插手”为由遣去了颇为尴尬的张、徐二人，而这两人作为见证此事的唯一外人自此以后也保守了兄弟二人的秘密，没有把争端的详细原由传播出去。鲁迅最终也没有取回所有的收藏：“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订）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语气甚为愤恨。

　　关于兄弟失和，历史上公认的看法是祸起于羽太信子。她对于鲁迅是说不出的厌恶，由于他们夫妻花钱无度，挥霍不止，用尽了鲁迅的薪水，又赔进了他多年的积蓄，逼得鲁迅不得不开口劝周作人约束其妻的用度，引起了信子的不快。从此以后，她夹在兄弟二人之间专事挑拨离间之事，并且在八道湾给了鲁迅很多“苦果”吃。她不准自己的孩子到鲁迅房里去，并恶语教训道：“不要到大爹房里去，让他冷清煞！”，至于鲁迅赠的糖果糕点，更是被无情抛去。羽太与鲁迅的积怨日深，周家的家庭矛盾也就不断升级，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酿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天大的憾事。

　　合上这些过于沉重的历史，我陷入深深的冥思中——失和后的周作人表现得如此不近人情，如此一反常态，甚至是如此的野蛮，难道就完全出于一点荒谬的误会？理智使我不可能相信小小的羽太信子的一点谗言可以使周氏兄弟数十年的骨肉深情冰消瓦解。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迥异固然是兄弟失和的深层原因，但总不至于使他们此后老死不相往来，成为死仇，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轰然爆发，使得前一日还携手创作的亲兄弟在后一日就成为白眼相向的敌人。那么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致使中国现代文坛双璧决裂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呢？鲁迅究竟做了什么事，还是两人间介入了什么样的谣言，使得周作人这样狂怒、伤心不已？两人分手不论对哪一个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既失去了数十年来骨肉至亲的兄弟，又失去了事业上最为亲密和有力的伙伴，更失去了人生路上无人能及的挚友和知己。能让作为一个智者的周作人割舍这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分家，又在事后越想越恨，直至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的绝对不可能是目前摆在明面上的简单原因。无论是思想差异说还是财务纠纷说都是说不通的。诚然，除了这两种原因外，还有一种说法，一直以一种半隐半现的暧昧姿态漂浮在历史的论坛上，那就是说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问题。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被中国人习惯性地用来景仰的鲁迅是个调戏弟媳的无耻流氓，然而退一步想想，目前站得住脚的说法中也只有这一点可能使周作人怒发勃然，与兄长决裂。但是仔细想来，这说法也不无漏洞：先把鲁迅的人品放到一边不谈，即便真是这样，周作人最该作出的反应应是携妻儿家人离开鲁迅，而不是鹊巢鸠占，霸去了鲁迅独力购置的宅子和他的珍贵收藏，并不允许鲁迅取回自己的藏品。周作人饱读诗书，深受中外新旧文化熏陶，不应该无端干出匪夷所思的强盗勾当，强霸人家财产绝不符合周作人一贯的为人风格。事后对于事发的具体原因，所有的当事人和知情者都表现得讳莫如深，这个现象绝对值得玩味。更值得注意的是绝交书中最后说道“愿你安心、自重”——什么使得鲁迅有可能无法安心？又是什么使得周作人以规劝的口吻请他自重？显然这对于鲁迅、周作人和知情的旁人来说都是极难以启齿的尴尬事。对于这样一件爆炸性的新闻，无论是周家家人、佣人、羽太家人还是张凤举、徐耀辰透出一点风声，都会迅速传遍整个文化界。更久后，周氏兄弟的密友孙伏园等人绝不可能未向双方分别询问失和的真正原因，但最终还是没有确切可信的说法见诸于世。从鲁迅方面来看，即便他出于保护弟弟的目的而不向外界透露风声，总不能连对视为终生伴侣和知己的许广平都不提及此事吧？许广平这个人在鲁迅死后对周作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仇恨，尤其在文革中，周作人罹难前后更是四处渲染周作人的“附逆”，极尽谩骂之能事。即使如此，对于二周分手的原因她也没能说出个让人接受的所以然来，可见对于这件事若非鲁迅的确有愧就是鲁迅本人也至死不明究竟。如果后者成立的话，那即是证明了一代大文豪周作人竟然听信了羽太信子的恶意挑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大家就这样被一个没文化、没修养，下女出身的日本小女人耍得团团转——那岂不是太荒唐、太可怕也太让人扼腕了吗？果真如此，则周作人其人也真是如鲁迅所说，实在是太“昏”了。

　　五、历史的耻辱柱

　　在主流宣传媒介上，周作人的身后似乎永远立着一根血淋淋的历史的耻辱柱。

　　记得小学时，语文课上第一次出现了鲁迅的作品——就是那篇节选自《故乡》的《少年闰土》——的时候，老师曾经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伟大的鲁迅先生还有一个弟弟叫周作人，他是一个日本汉奸！”在很多学生第一次听到周作人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也会写文章，只知道他是一个汉奸。如果周作人泉下有知，会怎样看待这样的历史评价呢？在很多的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硬骨头的鲁迅先生却有一个软骨头的弟弟”这样的句子。

　　有的时候，最坚强的宣传势力却显得很心虚，如果它想告诉你一个人不好，它就绝对不告诉你这个人在“不好”以外的方方面面，就像它只告诉你周作人是汉奸而不敢告诉你他其实也是文豪和学者一样。其实，一个平庸的人即使想做汉奸，日寇也真的不一定给他这个机会呢，更何况是像周作人这样的“大汉奸”。

　　文革结束，周作人的作品由尘封多年后，终于又一点点地在中国内地文化市场浮出水面时，我们终于可以在一片骂声中听到一点点不一样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注意到周作人的文才是高的，学养是好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尔后又有人开始告诉大家周作人其实是怎样的人品，怎样的情操，开始试图借着八十年代的平反大潮也为周作人平反，然而这些努力始终没有成功，学富五车的周作人依然是拍板定论的大汉奸。

　　在这一时期，最惊世骇俗的应该是许宝骙和王定南两个人竟然站出来说明周作人出任日伪华北教育督办乃是出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意示。平心而论，太多的人急于为周作人洗脱罪名，于是乎紧紧地住许宝骙和王定南的材料不放手。可惜的是，这种难以找到确证的文章永远只能是一面之辞，所以太多为周作人鸣冤叫屈的言论成了两篇文章的衍生物，从根本上都不一定站得住脚，反而使这一批文字都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其实周作人是否真是受地下党的鼓动而任伪职并不重要。以周作人所处的环境和他自己的个性来说，他的“附逆”的确是必然的，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周作人确确实实不是一个“硬骨头”的人，他的性格是温和、谦忍的，这种个性在他步入中年以后愈加明显。告别青年时代的周作人越来越从收敛锋芒而至于没有锋芒。文章尚且如此，为人就更其如此。

　　已经无奈与鲁迅决裂的周作人理所当然地更不想再与自己的亲眷发生矛盾。弃北平的家产而南下既然为羽太信子一家强烈反对，周作人对家人妥协也全在情理之中。设身处地地为周作人想想。以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身份、地位，留在北平自然不会有什么危险，反之还很可能受到日本的“特别关照”，这一点与很多南逃的作家有着根本的不同。而对于周作人来说，只要有一定的人身安全，没有人来打扰他的“清修”，他就已经很知足了，至于什么民族大义、气节风骨之类的，周作人根本不会考虑到。不是他心里没有国家民族，他只是安心做一个读书人，又怎么会想到有朝一日会被迫做了遗臭万年的差事呢？

　　当然，周作人也不会想到居留北平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因为来到中国的这一批日本人与他在日本本土所熟识的那些学术大家、文学青年和社会主义者根本不一样。在这些狂人的天地哪里会有周作人这样谦谦君子的生存空间？

　　生活中的周作人是一个缺乏主见的人，事实上他做学问和做文章的专心程度已经使他丧失了现实生活的自控能力，他是极容易在种种外力下左摇右摆的。在面临抉择的时刻，使他出任伪职的压力迫近而巨大，要他保持名节，抵抗到底的呼声却是渺远而微小的。近在眼前的强大压力把他一步步推向了身败名裂的境地。在整个纷纷扬扬的“失节”闹剧中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孤独而无奈的老人在滔天巨浪之间所显现的无奈和无力。

　　这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日本侵华的脚步愈走愈急时，周作人所持的是“必败论”。他正是从腐朽而死气沉沉的旧中国“逃亡”出去到当时相对先进的日本留学、生活的，他眼中的中国是积贫积弱的，而日本则是强大而富有朝气的。在一场中日之间的对决中，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赢面。这个基本上没有走出过书斋的老书生根本没有看得到中国赖以求胜的广大贫苦人民的力量，中国和日本大规模的战争还没有打响，他就先挂了白旗。正如南宫博文中所云：“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反正人要活下去，书要读下去，文要作下去，走到哪里都是一样失败的中国，那么“一动不如一静”，他何必千里迢迢地跑到南方去等惨烈的战争和潦倒颠沛的生活呢？倒不若干脆留在相对平安的故都。至于事后的“附逆”，则皆为树大招风，他不找事，事却偏来找他了。

　　拿周作人任伪职之后的言行大做文章者大有人在，多数是申斥其“冷血”和“腆颜事敌”的。诸如对被捕学生受虐无动于衷等种种。但我想这一切都非不能理解，一个在日本人严密控制下的傀儡官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书生，一个为了自己而活，并还准备活下去的人，难道还能奋起反抗不成？而相反地，至于那些刚刚逃到南方，气还没有喘匀的人，竟然能够回过头来斥责周作人——五十步笑百步尚且成为千古笑料，百步笑五十步又算什么天大的本领？！

　　周作人就如此无力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让人很难找到一个很适当的理由为他解缚。我想说的，就只有，在这整件事中，到底有几分错是他的？他究竟又伤害了谁呢？这世上不是英雄的人，便一定都是恶棍么？

　　六、濒死的巨人

　　在经历那场众说纷纭的：“失节”之后，步入晚年的周作人只在当代文学史上默默地一闪而过，带着他那一贯绚烂的光芒。

　　建国后，周作人除了大量地翻译外国作品以外，基本上在一直持续着他小品式的散文创作。除了倾吐他的书斋情怀以外，还留下了大量关于鲁迅研究方面的史料，更不得不热情地讴歌了新社会的新生活。周作人是善于写违心之论的。对于他来说，活一天就要活好一天简直太重要了。从他中年后写的小品文可以看到，他对于生活细节的小“趣味”是极度迷恋的，晚年的他对平静富足生活的需求绝对超过其它种种。而建国前，他刚刚被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释放出来，对于书生气极浓的周作人来说，以高龄锒铛入狱是极难堪，极耻辱的。国民党判了他的罪，他不能去台湾；留在魂牵梦萦的北京，他却又作为“汉奸”在《毛选》上被点了名。晚年多病，有着不光彩前科，共产党又怎么可能给他很好的物质生活呢？老人的生活状况窘迫又尴尬。在这种令他非常不舒适的生活下，他却不得不写出那些“为劳动人民而作”的文章；当年曾至八道湾登门讨教的毛泽东如今却以昂昂一国元首的姿态，高高在上地送他一句“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养起来……”——周作人在新社会只是一台被“养起来”的高级翻译机。毛泽东在功能上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如此定性，然而他依然在“纵情”地讴歌着劳动人民的天下，称赞着“毛润之先生”，有些殷勤，但更多的是诚惶诚恐。鲁迅曾经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一家居住的八道湾“天威莫测”，然而八道湾的“天威”较之劳动人民的力量只能甘拜下风了。建国后，周作人写的那些赞颂新生活的文章在本质上与日据时期任伪职时为敌宣传的文字是完全一样的思想垃圾——即便如此，只因为它们出自周作人之手，所以思想垃圾并没有凝成文字垃圾，这些文字依然闪烁着美丽的光芒，宛如明珠点缀在当代文学的海洋之中。

　　1950年起，周作人的小品文比之二三十年代更加短小，文字也随白话文的进步而变得更加平易、隽永。整体来讲，改变了三十年代以来“文抄公”式的文体，有些回归二十年代的意味，衣食住行，娓娓道来。这些文字有的甚至是普通的科普短文，有的则是与以往相似的民俗介绍，他还写下了回忆录式的散文集合《知堂回想录》，显示出他晚年的巨大创作力，也为他一生的散文创作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政治风暴袭来以前，周作人的小散文还得以在国内的报刊上登载，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周作人，至少还可以靠这些稿费和为出版社翻译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高额稿酬负担生活。这一时期，周作人的小品文里总要生硬地显示出一点对反动阶层的鄙视和对无产阶级政府的谄媚。记得在《烊雪》里，周作人写道：“今年北京雪下得大，所以做雪人的很不少，往往标明杜鲁门或李承晚，可是不到几天就坍倒下来，正好象征这班反动派的末路。”——他在不厌其烦地向劳动人民靠拢，竭尽全力地划清自己与“反动派”之间的界线。于是二十年代在《新青年》的振臂高呼不见了，三十年代在漫天烽火中谈笑风生的从容不见了，四十年代在狱中写打油诗的童趣横生也不见了，一个矗立文坛数十年的巨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坠进了文品大倒退的深壑。

　　遗憾的是无论周作人花多么大的力气来为自己撇清，无论他如何从各个角度挖掘反动派的丑恶本质，无论他怎样地歌颂着新中国的劳动人民，被毛泽东定性为“汉奸”的他，就一直没有摘掉过人民敌人的帽子。不巧的是，比起远在朝鲜半岛和美洲大陆的那些反动派，他这个蜗居北京城中的大汉奸倒是更让劳动人民感到触手可及一些。于是文革的第一年，八道湾的苦雨斋连同住在里面的苦雨翁一家就统统被红卫兵砸烂了。

　　七、然后离场

　　这四个字借自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

　　“然后”的“然”，是中国语言中很有魅力的一个字，到今天，人们在文章中往往用“这样”或“那样”这两个词来替代它。

　　我们的人生交织成一幕大戏，忙碌一番然后各自离场。这舞台的巨幕不会为每个人而落，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看到幕布为自己而落。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到底是如何“然”的。周氏兄弟的“然”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他们的离场，也是大有可看。

　　众所周知，鲁迅殁于肺病，他逝世以后，举国悲悼，在他当时所居住的上海，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为之送葬。尤为人所深记的，是覆盖在他身上的“民族魂”三个大字，那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再高不过的荣誉。鲁迅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不可以斗量，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文章里，也的确深刻地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有的刚烈和黑色幽默。他带着“民族魂”入土，并享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备极荣哀的葬仪也确不为过。鲁迅轰轰烈烈的离场亲历者颇多，记述者也颇多。在鲁迅逝世当天，北大教授周作人坐在他的课堂上讲了一堂课后，面带哀伤地告诉他的学生，鲁迅逝世了，他必须告假一次。此时此刻，周作人的心情定然非常复杂：自幼一同生长的同胞兄长亡故，这是何其地悲惨！成年后的他们就像一直翱翔在空中的两只雄鹰，曾经相亲相爱也曾经反目相仇，突然有一只倏然坠地，从此在这个高度的天空再没有对手和伙伴，独活的那个终于陷入了可怕的孤独。

　　而周作人自己呢？

　　他比鲁迅晚走几十年，鲁迅享年55岁，周作人却足足活到83岁，也确算是得享“遐寿”了，但是他的离场却并非与他本人的死去同时。有的时候我甚至想说，他早在失节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如郑振铎所说的，他“后来已经显得落伍了”。但作为和鲁迅并列的巨匠，他一直没有停止过笔耕。也许那个时代的时事可以变成历史，也许那个时代的语言可以过时，但日积月累的学问是不可能磨灭的——周作人所长者，即学问也。后期的周作人创作中的创造力固然已经不如以往，但他凭借极其深厚的文化功底翻译的外国著作还是数量颇丰的。但是，一场文化浩劫却迫使他在枯竭之前就凄然去世。

　　文化大革命中，周作人作为历史反革命而被多方力量共同诟谤，他被红卫兵殴打、凌虐，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甚至被囚禁在自家的浴室里。八旬老人在极端的痛苦和绝望中悲惨地死去，这也是一场巨大的人间悲剧了。周作人死后，骨灰很快不明不白地不知所踪，周家一家人也迅速地流落飘零，地北天南了。

　　老态龙钟的周作人再不能坐在苦雨斋中絮絮地讲述关于鲁迅和一切故人的故事，他那轻轻细细的声音早就被大风暴击碎、吹散了。至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尊巨神终于轰然倒地，他们高呼、搏斗、离离合合，他们阴阳相隔却又遥遥相应；他们拯救了何其多的人却又带领何其多的人走进迷途；他们就是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娓娓而谈却又掀起了那样的滔天巨浪——然后，离场。

　　八、去罢！营营的苍蝇

　　在冥想周作人最后的岁月的时候，我本想试图揣度一下那个已经脱离蒙昧野蛮的年代里，那些年轻的中国人是以怎样的心态挥起皮鞭棍棒来殴打一个八旬老人的，但我随后又意识到，或许能下这种毒手的人，已经没有心，因此“心态”这样文明的字眼对他们也就无从谈起了。

　　被革命的烈火烧空了心肺而做出禽兽行径的红卫兵决不是最可恨的——他们也是时代可怜的牺牲品，而真正可恨的是有心为禽兽行径的人。周作人罹难前后，许广平异常兴奋地跳出来。这个女人以“鲁迅遗孀”的身份出入中共高层之间，俨然走进了中国文艺领导者的队伍。周作人的遭遇刺激得她上窜下跳，兴高采烈地对她“丈夫”的弟弟大加控诉，甚至连与周作人交好的旁人也不肯放过，炮制出“佟韦与大汉奸周作人相勾结，竟指派文联干部，手持周扬亲笔介绍信，带领周作人周游全国”这样的大笑话。她对周作人的私怨的确很深：对于许广平和鲁迅的终身不婚同居，周作人夫妇是很看不惯的（周夫人羽台信子更是厌恶不堪），周作人曾经在一些文章中影射过哥哥与女学生的未婚同居是不道德的。他认为一方面，这对鲁迅的合法妻子朱安是非常残忍的行为；另一方面，许的甘为情妇也是对妇女权益的一种践踏，对新道德的污辱。这种种都造成了许广平的极度恼火，毕竟，哪个情妇愿意被人指摘自己的情妇身份呢？并不大度的许广平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不道德也是认同的，否则她决不至于如此恼羞成怒。我真不忍心称许广平的那些文字为“笔伐”——自思想革命以来，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无数文化先驱对各种历史的反动势力进行着大规模的口诛笔伐，而相较之下许广平的那些不值一钱的大字报实在是太寒碜了。

　　若干年以后，当文革的狂潮退去以后，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篇注定被以为有分量的文章，那就是周建人的《鲁迅与周作人》。与许氏相同，本是生物学家的周建人也是以周氏两兄弟的亲人的身份成为文化名人的，只是他与鲁迅、周作人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远比许广平有资格留下这样的文字。但是周建人的文章令人失望至极。在这篇诞生以来就被当作重要史料的《鲁迅与周作人》中，通篇都是对鲁迅的溢美之词——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他对二哥周作人的记录是明显不公平的。在这里，处处记载着羽太一家的凶悍、跋扈，也处处指摘着周作人的冷血、低智。在周建人的概念里，周作人是与他在八道湾的那段不痛快的日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猛烈地抨击周作人在羽太一家淫威下的“为虎作伥”，他满怀委屈地控诉周作人的妻子、妻妹、妻舅，但是他却不提周作人的妻妹正是他周建人的发妻，为他生儿育女的人，周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久也就是周建人自己的妻舅，周作人“从日本招来的”亲人无一不是他周建人自己的亲人。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周家有关老三周建人的这段家务事却甚是易断：周建人其时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学生，连在北京大学的课桌都是两位哥哥出力争取来的。八道湾的房子为鲁迅所买，而所有的财政支出是由鲁迅和周作人合力担负的，周建人与他的妻儿都是由两个哥哥合力供养的。在八道湾，周建人因为娶而不能养，生而不能育而为妻家所看不起，更何况还有两个社会名流的兄长在一边衬托着他的无力。吃够了白食的周建人放弃了北京的学业，抛妻弃子，南下讨生活去了。事过境迁，他却回过头来，把所有的过错推在供养过他、为他奔忙过的哥哥身上，把兄弟二人那些共同的妻家亲人都说成是“周作人从日本招来的”，这是一种何等荒谬的论调，一种何等无稽的行为！

　　如果说许广平的文章让人不齿，周建人的文章让人心寒的话，那么周海婴那本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就显得有些可爱了。这位七十岁的老翁并没继承父业，大概以前也不常练习写作，乍一下要写出这样的洋洋巨著似乎太难为他了——初看之下，文笔通顺，语气倒也颇有几分童趣（都说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细细想来，这些文字与小学生作文倒是大有区别的：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普及化和通俗读物的流行，十岁上下的孩子都知道人要一分为二来看，好人也有不完美的一面，坏人自然也有好的一面。但有趣的是，这位老先生不管这一套，他的笔下，父亲、母亲、“建人叔叔”这些正面人物和“汉奸周作人”、羽太信子这些反面人物构成着鲜明的对比。更有趣的是，他从很多故人，包括“建人叔叔”回忆周氏兄弟的文章里摘抄下文段，镶进他的书里，并往往冠以：“某某告诉我”——原来这些文章竟都是写给他看的。这位老先生可惜没有去研究博大精深的《红楼梦》，他能从周作人的绝交信里读出“咬牙切齿”的意味来，又能推断出周建人竟是被周作人他们“赶出八道湾”的，想来一定能想他人之不敢想、不能想，挖掘出很多难解的真相吧？当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么？当看了许广平在四十年代日本投降前夕写给朱安女士的信，我发现鲁迅逝世后，许氏母子贫病交加，周海婴自幼病症连连，在同龄人已经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居然还没有考上高中，我才豁然理解了他的文章。更何况在他的身上毕竟流淌着伟人的血液，怎能不表现一下伟人式的“疾恶如仇”呢？未婚妈妈抚养，单亲家庭成长，完完整整地经历过文革的人，总是会有一些偏激，有一些时代创伤后遗症的。当我把《鲁迅与我七十年》仅仅当成一本纯发泄式的网络小说的时候，胸中的块垒也就全释然了。周海婴先生的这本书比李某志的“经文”驳起来只怕还要无从下笔，也许对待这一类文字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原文读一读，恰如嘲笑人斑秃只需摘掉他头上的帽子一样。当然，在浅薄之外，周老先生也自有他的一点点幽默，那就是在关于是否保存八道湾老宅的问题上，他如是说：

　　“关于八道湾，我还要说一件事。前一阵有人提议要保留八道湾的鲁迅“故居”，我感谢爱护父亲遗迹的好意，但我和建人叔叔的后人都以为大可不必。八道湾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亲本人根本没有享受过，而“苦雨斋”又与鲁迅不搭界。他早年住过的屋子，又都破损不堪，而且听说现在也不是原屋了。要说北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并且也是居住过的。由此可见，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吗？”

　　无论如何，八道湾的老宅是鲁老太太和她的三个儿子、儿媳和孙儿孙女住过的地方，许广平与周海婴母子二人是没机会住的，难免对它毫无感情。

　　鲁迅先生如泉下有知，见到自己挚爱的亲人如此活现，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这三位留下这种著述的时候都已是来日无多的老人，他们凭借特殊身份，大肆粉饰自己，阉割历史。也许他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否则也必然要为日后泉下会故人的时候留点余地吧。

　　看了周海婴先生太多的文字，不由想起了一直以来最喜欢的鲁迅的《答客诮》：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不管鲁迅对亲人付出了如何深沉的爱，终于难免悲剧收场。他的悲剧甚至大于周作人的 悲剧，因为本质的不同致使鲁迅的三弟、爱人和独子彻底地背叛了鲁迅的精神，在灵魂深处比周作人更彻底地向鲁迅说了句“永别”。如此看来，堪称上乘佳作的《答客诮》竟也成了鲁迅人生悲剧的一部分，鲁迅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话说到这里，似乎也该打住了。其实，嬉笑怒骂全是表面，作文章者无论其文笔、技巧如何，首先是应当有使命感，应当对历史负责的。鲁迅自不待言，周作人也说“鄙人执笔为文已逾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正是“圣人之心”造就正经的作者作品，至于那些肩负使命却无端强奸历史、为文不慎的人，则所见证的历史愈重要、身份愈特殊、地位愈尊崇，愈是可诅咒的。鲁迅在《华盖集》中那篇著名的《战士和苍蝇》里说道：“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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