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上古三代

　　也说说上古三代

　　笼统地说上古三代指夏、商、周，似不精确，因为三代之说起于春秋战国，这就不包括东周。周幽王是西周的亡国之君，属昏暴之君，“烽火戏诸侯”彻底失信于诸侯。因为“立废”上的过节，他老丈人申侯联合犬戎，把幽王杀死在骊山。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舍弃残破的镐京，倚仗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晋文侯的力量迁都到雒邑，是为东周的开始。

　　实际上东周名存实亡，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各路诸侯一下子就“称霸争雄”了五百多年。孔子是推崇周礼的，《论语•八佾》有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这是把夏、商、西周视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孟子•离娄上》也有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这同样是把夏、商、西周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时代。

　　那么，三代必然有其内在的血肉联系，以及还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略觉有这样几点：

　　一、三代历1300年，表面看是成汤推翻了夏桀的暴政，建立了商朝；武王推翻了商纣的暴政，建立了周朝。但，这三代几乎是由平行发展起来的夏族、商族、周族一脉相承所建的朝代，他们均来自原始社会。他们的真正创建始祖是大禹、契、弃，都处在原始社会的转型期，即从母系社会跨入父系社会的那个阶段。这有契是其母简狄吞食燕卵怀而生之、弃是其母踏巨足印怀而生之相佐证，虽说这不过是传说，不足为凭，然传说里确实包含着先民对神圣的母系社会的某种缅怀性的记忆。至于契被舜任为“司徒”，曾与大禹共同治水，以及弃曾任夏朝的农官，也并非捕风捉影。因此，三代确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是依托着传说时代走向国家的，否认我们传说的历史价值，等于使三代失去了根。

　　二、三代分别以夏族、商族、周族为国家的核心，却未出现大一统的局面，部落遗存和“分封”便是见证。夏不用说了，启时讨伐“反叛”的伯益、有扈氏，一个是东夷偃姓部落首领，一个是夏的同姓“帮国”。启灭掉了这两个部落后，其他诸侯均臣服于夏，这众诸侯正是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商的先世所代表的部落亦在其中，如契的孙子相土，曾趁夏朝太康失国之际，征服了不少部落，把势力向东扩展到了濒临大海，至契的十四代孙汤时仍臣服于夏，正如《越绝书》中所记“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夏已无法控制，最终为其所灭。夏至商初，差不多走过了五百来年，至少夏、商、周三族的融合已到了相当的程度。商朝时的同姓、异姓“诸侯”建立了众多的“方国”，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仍以部落形式存在，就是“方国”也基本上形同部落联盟，只是进入了“准国家”状态。周族先世倒数第二王季历就因讨伐戎狄诸部落有功，被商朝倒数第三王文丁命为“牧师”，当了西方的“方伯”。及至周初，分封诸侯国据说达七十一国，俨然是国中之国，还不包括地处边远地带以“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为统称的少数民族的诸多部落。因此，三代延绵千余年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格局，或是尚未产生这种观念。客观上，却通过三个主要民族的不断融合，产生了统一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三代具有一个共同的关于“天”和“徳”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治国理念。夏启讨伐有扈氏前在类似今天的誓师大会上告诫将士：“有扈氏威侮五行（轻慢五行，不遵洪范之道），怠弃三正（废弃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事），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是讨伐有扈氏的理论根据。商汤讨伐夏桀前也在《汤誓》里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这也是指责夏桀残暴不得人心，必须取而代之，因为“汤修德”。到汤的嫡长孙太甲继承帝位后，贤臣伊尹作《伊训》训诫太甲要记取夏桀灭亡的教训，效法汤以徳治国。没想到太甲即位“不明”（昏庸），“伊尹放诸桐”（把太甲放逐到汤的墓地所在地去反省）。这也是遵“天命”以保持清廉治国的做法。等太甲悔过自新，伊尹便把政权交到太甲手里，拟回到自己的封地终老，却又担心太甲有反复，遂作《咸有一徳》（见《尚书》）加以训诫，讲的还是一个“徳”字。到了周兴之时，武王伐纣前对诸侯发出誓词，这誓词《泰誓》与《甘誓》、《汤誓》如出一辙，痛陈商纣“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因此“天命诛之”。

　　综上，三代实为一个整体，他们从原始社会走来，把传说带进了历史，创造了华夏民族最早的家园；他们保留了部落遗存和创建“封建”，使自身成了“有限政府”，保留了原始的一些“民主”；他们奉天命，施德政，依此完成了阶段性的政权更迭；他们通过民族融合，渐次形成了统一的文化，为下一个历史阶段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作了铺垫。

　　三代，乃我中华的历史源头。

标签： 上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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