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帝的故事,司马迁主要是以孔子修订的《春秋》为基础的。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本是“一家之言”,再加上孔子的善意“篡改”,可能与史实有些差距甚至大相径庭了。在西晋初年出土后被称为“汲冢古书”的《竹书纪年》中,便是另一种说法了。关于尧、舜之间的故事,《竹书纪年》里这样写道:“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这句话就让后世一直津津乐道的“禅让”神话一下子失去了光环。我们虽不能断定《竹书纪年》就是信史,可这样的说法真是耐人寻味。试想,自黄帝六世而至尧,全是世袭,为什么单单到了尧时,突然要改变祖宗的规矩呢?即使依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分析,当时部落政治中,传子的冲动也是十分强烈的。
譬如舜在位时,虽然名义上选择了禹为继承人,可同时也给予他和女英生的儿子商均很大权力。史书上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可见只是政治角力时,商均输给大禹罢了。而大禹后来交权时,名义上传益,但也和舜一样,暗地里帮儿子充实力量。
只是这一次,禹的儿子启比较厉害,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由此看来,即使当时有推举“法定接班人”的可能,也不能忽略家族势力的存在和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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