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多年以来，关于这个题材的故事、论说、探讨已经是汗牛充栋，无法枚举。但我始终觉得这个事件背后，应该还有一些更加深刻或者是更加有趣的东西并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以为这些东西里面，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是人所不谈或者少谈的：
第一，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政治中心只能是在北方，而且一向是北方统一南方。这里说的北方是一个大概念，主要指长江以北，实际上涵盖了一部分西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秦汉如此，魏晋如此，唐宋元清，无不如此。几乎所有的改朝换代，所有大一统的政权都是从北向南，席卷而来，只有明朝是个例外。
朱元璋夺得天下勉强可以说是一次南人的胜利，他并且很大胆地定都南京，自然是在南方。但雄才大略的朱元璋一死，南京就必须退出历史舞台了。明朝的国都，当然也是政治中心，仍然是放在了北方的北京。然后还有一个例外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次南人的胜利。孙中山开始也想把国都放在南京，但他没有斗得过北方的袁世凯，民国的首都还是要放在北京。蒋介石是最后一个例外，他终于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把南京作为国都从1927年到1949年坚持了二十二年。不过，对老蒋来说，这二十二年只是一个内忧外患，分崩离析，灾难深重的恶梦。何况，这二十二年中，还有八年南京是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不能算数的。
其实，蒋介石的恶梦从他决定把南京作为首都时就开始了。尽管几千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这种南移的结果就是南方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权力顶峰之上，但是北方仍然是一言九鼎的地方，仍然是君临天下的地方，仍然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主要承载之处，任何对北方的轻看和轻放，都不会有好结果。
当初共产党人的兴起和后来武装斗争开始阶段的重心，也是放在南方的。（近现代的许多大事件，几乎都从南方发端，说明南方已经越来越得风气之先。）但是蒋介石的统治重心也在南方，这就给当时红军的发展，革命的胜利带来极大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谁领导红军，当然也包括领导中国革命，只要还在江西那块弹丸之地盘旋，即便第五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第六次反围剿也肯定会失败。我相信如果历史重演，这个结论是确定无疑的，这从贺龙等人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川陕根据地等并没有受李德错误军事路线多少影响也同样相继反围剿失败可见其概。
共产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进行的长征，主观上并不愿意。所有的人都知道，长征是一次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然而很少有人想到，长征在客观上，却是一次无意中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绝妙调整。通过这样一次调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自己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重点都放在了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北方，从此顺风顺水，夺得天下，又一次演绎了从北而南、先北后南的大政治、大军事。
目前社会上甚至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忙。其意是如果没有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就不会有国共合作；没有国共合作，就不会有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没有这些，当然就不会有今天的江山和国家。
这个看法肯定是错误的。
抗日战争是天时，雄据北方是地利。即使不讲人心向背，不讲是非曲直，不讲手眼高低，不讲历史背景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单从历史地理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就应该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前途的宿命时刻。后来种种，不过是已经成为必然性的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一些果实而已。
第二，长征不仅是党中央和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更是毛泽东个人从权力之旁走向权力顶峰的长征。他当时在党内虽然忝列政治局委员，却在重大决策中是被排挤在外，略去不计的。
是接连不断的失败让总司令朱德开始反省和思考。他在紧张的战斗和行军间隙里，肯定想了很多问题，结论是必须改变现状。以致他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出最有份量的一句话：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跟你们走了。这句话实际上是代表军队说的，那个“你们”中，或许也包括了周恩来。我想，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会场上一定是风云变色，鸦雀无声。
朱德在态度上的转变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也震撼了周恩来。那确实是一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关头。在这个大关头上，容不得丝毫犹疑，也容不得考虑私谊和太多的个人得失。何况朱德总司令的转变以及他表达的意见，也应该是红军中多数指战员的转变和意见。因而周恩来也很快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至少不能反对给毛泽东一个机会，毕竟这支军队起码有一半的老底子，是毛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带出来的。
就这样，共产党中央和三万疲惫不堪的百战之师在辗转走了几千里路，经过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等一系列酝酿后，终于来到这个名叫遵义的黔北小城。他们中的核心部分在这个小城的一座公馆里开了几天会。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脱颖而出，进入了这个党和这支军队的最高权力结构中。他从一九二一年在嘉庆南湖航船上开始的长征，至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杂志社-2010年第六辑：沧桑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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