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转》的楔子，是对北宋王朝从立国至哲宗年间的综括，从表面看，其中不乏溢美之词，尤其对仁宗一代。
确也如此，在仁宗以前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庙号能用“仁”字的绝无仅有。据史书记载，宋仁宗从其父亲宋真宗手里接过皇位，时年才十三岁，由于年幼，先有刘太后垂帘听政，至二十三岁亲政，在位四十二年。据史书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非常宽容仁厚，尤以善于纳谏闻名史书，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试想，如果没有相对畅通的言路，没有善于听取意见的君主，哪会有机会成就包青天历史上美名的政治环境？史载，包拯屡屡犯颜直谏，有时甚至唾沫星子也会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但仁宗并不生气，他一面用手擦拭，一面还能接受包拯的谏言。当时的大词人柳永，因为写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在科举中被宋仁宗拿下了，宋仁宗认为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更为妥帖，柳永也曾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但柳永并没有因此而被追究，就连填词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正因为如此，放荡不羁的柳永也并不憎恨宋仁宗，反而在一首很有名的词叫《倾杯乐》中，还赞赏过仁宗。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倩。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
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扌卞］。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词中“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百姓愿意每年都能看到皇帝的仪仗，目睹皇帝的风采。像柳永这种性格狂傲，行为放浪的文化名人，是不善溜须拍马的，既然能在他口中说出此话，仁宗的品行可见一斑。据史载，苏辙在嘉祐年间参加制举科考试，他在第文中曾力陈仁宗的过失：不事政事，以声色自娱，致使海内穷因……主考官员认为苏辙仅凭道听途说，无中生有，出言不恭，诽谤皇上，实为不敬。而仁宗认为，设科取士，本来就是广开言路，苏辙作为一个小吏尚能如此直言，应该给予合适的官职。仁宗甚至还能容忍那些大逆之言，据传，在他执政时期，四川有个老秀才为了急于做官，竟然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还了得，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搞独立吗？，当时的太守二话没说，就将这个老秀才缚送了京城。仁宗却说：这个老秀才能造什么反？他无非想做官，我看就不如给他当官。最后这个老秀才竟然被封为司户参军。
在他执政时期，曾经出现过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很多政治文化名人，这都是与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据史载，仁宗不但宽厚待人，还非常的节俭。有一次，他批阅奏折到了深夜，想吃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但他最终还是忍住饥饿没有说出来。他的近侍知道后，劝他要保重身体。不就是想吃一碗羊肉汤嘛？吩咐厨子做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亏了龙体。仁宗却说：宫中一时的言行，会让外面看成惯例，倘若形成规矩就不好办了，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一国之君，为了一碗羊肉汤，能考虑得那么周全细致，难怪人们说，仁宗皇帝虽然百事不会，却很会做皇帝。
古语云：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单从历代统治者的品行来看，仁宗皇帝确乎应该算是一个贤者。据史载，仁宗驾崩后，东京城里的市民，不管是乞丐，还是小孩，无不哀悼巷哭，数日不绝；西京洛阳闻此噩耗，也自觉罢市祭奠，洛阳上空被焚烧纸钱的烟雾笼罩。消息传到辽国，竟然使“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也握着使者的手垂泪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随后，用仁宗赏赐的衣衫作为衣冠冢，亲自率领群臣岁岁祭祀……
这样一个圣明宽厚的皇帝，《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为什么在本书的开头便安排了一百零八个妖魔在他那个时期走脱呢？换言之，施耐庵为什么认为乱的祸根会仁宗时代已经种下了呢？这看似有悖于常例，但实质也是合情合理。北宋一代，至仁宗时代达到顶峰，政治相对清明，经济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但没有带来政治上的丝毫进步，反而加快了北宋的政治从相对清明迅速走向腐败没落。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在仁宗在位期间，北边的辽国虽然暂时已经臣服，但西北边的党项族迅速崛起，首领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国，并不时骚扰北宋边西部边境，北宋政权为了保持西北部边境的安宁，不得不对西夏国大举用兵，但屡屡均以“宋”的战败告终，尤其是“好水川之战”，宋军更是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北宋王朝不得不答应每年送给西夏国大量的银绢，茶叶等以求得边境的暂时安宁。为了防止西北部战事再起，北宋又不得不无休止地扩充兵力，至皇祐年间，正规军总计数量已经达到一百四十万人，为北宋一代的最高数字，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国赋税的十之七八。
从内部环境来看，仁宗年间虽然经济相对繁荣，但宋初形成的“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的土地兼并现象一直没有被彻底解决过，至仁宗年间达到了高峰，这样的结果造成了富者恒富，穷者愈穷的畸形现象，很多失地农民要么论为流民，要么论为雇农，虽然由于当初经济的相对繁荣，这些社会矛盾一直被表面的这种繁荣掩盖着，但这样的祸根不除，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期间，仁宗虽然任用王安石，范仲淹进行变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均以失败告终。其次，在皇祐年间，官僚机构也是空前的膨胀，当时吃皇粮者的政府官员竟达到一万七千余人，且文官“三只手”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宋仁宗为了遏止越来越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不是从政治改革上入手，而是一味地忍让妥协，奉行“高薪养廉”政策。在他执政时期，还制定了《禄令》，大大拉开了官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中高级官员的俸禄的名目繁多，各项额外补贴更是花样百出，单是宰相的随从，除了正常的收入以外，每月还得发给额外的饭钱，柴禾钱，烤火钱，盐钱等等；地方官员甚至每月还发招待费用，当然，所有这些还不包括名目繁多的赏赐和奖金在内。这样的结果，弄得当时人人争当公务员，以致造成了“一位未缺，千人竞逐”的局面，官员和兵员达到了漫山遍野的境地。走在东京街头，如果那家不小心掉下两只花盆，一只砸到了当兵的头上，另一只一定会砸到公务员身上。
冗兵，冗员，加上后期整个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北宋王朝的支出逐年增加，皇祐元年，全国的收入是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余，而支出与之相差无几，收支已经是一笔出入两清的流水账。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终于出现了财政赤字，而后，国家财政是入不敷出，年年亏空。经济矛盾在前，社会矛盾在后，各种原先被繁荣掩盖下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小说《三国演义》开头有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一件事情达到它一定的高度，并且无法超越的时候，此后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这样的论调也许有些宿命，但从中国有朝代开始至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这段时间里，历朝历代的更替，哪一次不是这样宿命的再现？依次看来，仁宗这一代，难道不是北宋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分水岭吗？
关于这样的宿命问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和黄炎培有过一次精辟的讨论。当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后的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中的“周期率”，便是对这种“宿命”怀有深深的忧虑之言。毛泽东当时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乃是至理名言，如今听来仍然是那样的振聋发聩。
任何朝代，百姓向来只有顺从的义务而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的命运往往是被一个人肩负着，这个人就是君主，如果这个君主还算圣明，那老百姓会为自己感到庆幸而三呼万岁，如果这个君主是暴君，老百姓也只能埋藏自己的怨恨，还是三呼万岁。但我以为，前后“万岁”的含义却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前面的“万岁”是祝愿，那后面的“万岁”便有了诅咒的成分！可悲的是，这样的君主即使自己已经坐在了火药桶上，他们还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权利也代表着责任，因为你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你也必须对行使权利所产生的后果负责！一旦有了不好的后果，不管这个君主有多么宽厚，多么仁慈，千百万人都会对你做出相应的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什么？自古历朝历代的更替，不是最好的答案吗？
然而，历代的君主们似乎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只喜欢权利而不计后果，并梦想着它的千秋万代，梦想着万岁万万岁，同时，他们又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着这种“千秋万代”的灵丹妙药，这样的灵丹妙药是什么？前面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回答便是答案！这样的灵丹妙药有些君主也许永远寻不到，有些也许一时寻到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与之擦肩而过，因此，他们仍然只能重复着同样的宿命，重复着同样的梦呓，重复着同样的千秋好梦，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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