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题中的历史谜思—《春秋史》孙武的疑问

一道数学题中的历史谜思

——对《春秋史》孙武一段文字的疑问

　　洛克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生平一直是个谜。在目前能看到的先秦典籍中，只有同为兵书的《尉缭子》，明确说到了“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武子也。”除此之外，司马迁虽然写了《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但在司马迁写的传记中，孙武称孙子，孙膑也称孙子。《史记　货殖列传》中“孙吴”连称；《吕氏春秋》中也是“孙吴之兵”连用；《韩非子》和《荀子》中分别说“藏孙吴之书者”和“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一直到东汉班固的《汉书　刑法志》，才再次把孙武和孙膑作明确分列，“吴有孙武，齐有孙膑”。

　　与此同时，以春秋为记事内容的《左传》和记录春秋人物言行为主的《国语》，不见孙武的任何记载。

　　因此，从南宋起，一股对孙武其人有无的怀疑之风渐起。到近现代，趋向于认为孙武并无其人的，几乎都是有份量的人物，而坚持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的，则显得人微言轻。

　　直到上世纪的1972年，在山东临沂的银雀山，发现了汉代竹简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以及其它相关文物。关于孙武有无其人，以及孙武是否是《孙子兵法》的作者的争讼，暂时平息下来。

　　然而，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子兵法》，并没有解决围绕、关于孙武的所有问题。严格说来，汉简《孙子兵法》的出土，并没有给我们直接提供有关孙武生平的具体和详细细节与内容。因此，对于孙武其人的叙述，到今天止，依然疑云重重，乖违不通之处，所在多有。

　　我们以《春秋史》一书为例，来看看这一情况。

　　《春秋史》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一种，出版于2003年。该书第五章《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中《孙武生平》一段，涉及多处孙武生平事迹和相关时间，值得推究一番。

　　“（孙武）生卒年不详，大约与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同时。”（《春秋史》，以下引自该书者不另注）

　　孙武的生卒年大约与孔子同时，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公认的一种看法。虽然并不很清楚这种说法的原因和根据何在，但不管怎么说，《春秋史》采用了这一说法。

　　“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春秋史》在这里引用了《新唐书》的说法，同时对田书为孙武祖父，表示了认同。对于《新唐书》的这段材料，我们今天不作过多的真伪探讨和是非评判，我们尽量只从时间角度，看看它们与孙武之间构成的关系。

　　《左传》中没有田书这个名字，但有孙书。孙书的名字出现于《左传　昭公十九年》，其文如下：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使孙书伐之。

　　紧接着，还有一段叙述。

　　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鄣，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

　　后段文中的子占，据杨伯峻先生的说法，就是前段文中的孙书。

　　假如《左传》中的这个孙书，就是《新唐书》所说的“田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伐莒这件事的时间。

　　鲁昭公十九年，即公元前523年。按前面说过的，孙武的生卒年大约与孔子同时，那鲁昭公十九年，孙武的年龄是28岁。如果孙书是孙武的祖父，那这位祖父在伐莒之年的岁数，是多大呢？假设孙书20岁生孙武之父（孔子20岁时生孔鲤），孙武之父20岁生孙武，那伐莒之年时，孙书年纪在68岁左右。我们说孙武的生卒年大约与孔子同时，假如孙武实际年龄比孔子大几岁，那孙武祖父伐莒时，已入古稀之年。先秦时期，这个年纪还在领兵征战，对于今天人的想象力来说，无疑是个小小的考验。

　　也许有人会说，《新唐书》所说“田书因‘伐莒有功’”，不一定就是指昭公十九年的事。

　　那说的哪一年的事呢？

　　查《左传》（包括《春秋》经文），伐莒的记载一共有11次，其中齐国伐莒（宣公十一年是参与伐莒）有5次。在昭公十九年之前的，是鲁襄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四年是公元前549年。按孙武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左右的说法，那时孙武刚刚两岁，他的祖父领兵出征，在年龄上应该没有问题。但这边没有问题，那头又有了新情况。因为那时，孙书的父亲田无宇还在，不仅田无宇在，田无宇的父亲田文子也在！（《新唐书》没有直接说到田无宇的父亲，但说了田无宇是田完敬仲的四世孙；而按《史记》记载，从田完敬仲生田徲孟夷；田徲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田文子须无；田文子生田无宇，算下来，正好是四代。）也就是说，那时，——假如说孙书是孙武的祖父，——那么，孙武的高祖父和他一起在世。而且，看上去，似乎年龄还正当壮年！关于那次伐莒，《左传》的原文是这样的：

　　齐侯既伐晋而惧，将欲见楚子。楚子使薳启强如齐聘，且请期。齐社，搜军实，使客观之。陈文子曰：“齐将有寇。吾闻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齐侯闻将有晋师，使陈无宇从薳启强如楚，辞，且乞师。崔杼帅师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文中的陈无宇就是《新唐书》所说的孙书的父亲，而陈文子则是陈无宇的父亲。

　　从文中来看，这次伐莒，纯属薅草打兔子，完全没有孙书的影子。

　　至于昭公十九年之前和之后的伐莒，显而易见，不在我们的关注范围。

　　那么，是不是还可以说，也许孙武祖父孙书的那次后来导致他受赐改姓的伐莒，根本没有记录在《左传》中呢？

　　这是个纯属假设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外交部的发言人一般是不予回答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问一声，《左传》没有记载，那记在什么地方？假如什么地方都没记载，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也许这个问题最终极的设想只能是，《新唐书》看到过的材料，后来全都逸失了，之后的人们再也没有人见过。

　　《春秋史》关于孙武的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叙述是：

　　“齐景公十六年（前532年），齐国发生‘四姓之乱’，田、高两族和栾、高二姓为争权而相互攻战，孙武出奔吴国。”

　　首先，这里要纠正一个应该是校对的错误，“田、高两族”中的“高”，应为鲍，否则“四姓之乱”就只有“三姓”了。顺便说一句，这本书中的错别字，不止这一处，紧邻的下一页中，“奇正相生”印成了“夺正相生”。对于一本售价不菲的学术书来说，这种错误多少有点让人攒眉。

　　我们还是回到跟孙武有关的时间上来。

　　孙武何时由齐国到吴国，这是孙子研究中的一个恼人而关键的疑点，多年来始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春秋史》这里采用的是齐景公十六年，也就是鲁昭公十年，即公元前532年。为了判断这一次时间的“正误性”，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春秋史》所说的这次“四姓之乱”。这件事情的主体经过，在《左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齐惠栾、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夏，有告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亦告鲍氏。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遭子良醉而骋，遂见文子，则亦授甲矣。使视二子，则皆从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

　　子良曰：“先得公，陈、鲍焉往？”遂伐虎门。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无所往。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然则归乎？”曰：“君伐，焉归？”公召之而后入。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钅 率，吉，请断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

　　这段文字中，我们要关注的是陈桓子这个人。陈桓子，即陈无宇，也就是《新唐书》所说的孙书的父亲。我们知道，鲁昭公十年，即公元前532年，孙武已经19岁。前面说过，假如陈家男人都是20岁生子，那么，这年孙武的祖父孙书应该有59岁左右，那孙书的父亲，即陈桓子该什么岁数呢？79岁左右。对照上面《左传》所叙的“四族之乱”的经过，你觉得有可能么？

　　这个“四族之乱”的故事结局，是“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陈桓子重孙的孙武，为什么要“出奔吴国”呢？他们家族是胜利一方啊。再说，曾祖父在与敌对家族殊死对攻，作为重孙，正当黄金岁月的19岁的孙武，却独自“跑”了，而且，一跑跑到千里之外的吴国。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此外，说孙武在鲁昭公十年，即公元前523年奔吴，也在同时，间接否定孙武的爷爷孙书是在鲁昭公十九年伐莒，然后受赐改姓的可能性。——总不可能孙武跑到吴国待了十年，有一天忽然收到一条短信：说你改姓吧，因为你爷爷在齐国已经改姓孙了。

　　我们接着看《春秋史》。

　　吴王阖闾即位后 ，吴行人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阖闾，遂献兵法十三篇。

　　这句话里，有两个时间点。一是阖闾即位，在鲁昭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514年。另一个时间点，是隐形的，藏于“吴行人伍子胥”几个字中。“吴行人伍子胥”在《左传》中出现于鲁定公四年，即公元前506年。但在《史记》和《吴越春秋》里，出现于阖闾元年。这两个时间相差有8年。相差如此的时间，在取舍、采用时，理应有所说明和解释。

　　 “吴王阖闾即位后 ，吴行人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阖闾，遂献兵法十三篇。”这句话需要解析的另一层意思，是假如孙武是“齐景公十六年（前532年），齐国发生‘四姓之乱’，田、高两族和栾、高二姓为争权而相互攻战，孙武出奔吴国。”，那么，这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这18年，孙武在吴国做了什么？他是怎么度过这18年的？假如按《吴越春秋》的说法，孙武在吴国“僻隐深居”，似乎没有参与吴国当地的大事，至少应该是没有参与过重要战事，否则，以孙武之才，怎么会“世人莫知其能”呢？这里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孙武在写《孙子兵法》之前，他打过仗吗？打过大仗吗？在战争担任过诸如指挥员，或至少是指挥机构人物的角色吗？按《春秋史》的写法，孙武18岁时，在他曾祖父与敌对势力相互攻伐的关头，跑到了吴国。一个18岁的青年，他之前参与重大战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而从18岁到37岁，按《春秋史》的写法，肯定也是没有参与过战事的，那么，《孙子兵法》是一个从未参与过重大战事的中年人，凭“剪刀加浆糊”加“苦思冥想”，再加跟高人聊天、请教，构思写就出来的？我想，只要对《孙子兵法》有一星半点熟悉的人，都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拙作《孙子的兵学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继续向前。

　　吴王阖闾三年（前512年），准备大举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待之。”公元前511年，孙武与伍子胥率军攻楚边邑，“拔六与潜二邑”。公元前508年，楚军攻吴，孙武等率军反击，在豫章大破楚军。吴王阖闾九年，楚攻蔡国，蔡求救于吴。孙武建议与蔡、唐联盟，佐阖闾大军攻楚，柏举之役，大败楚军，并占领了楚都郢。

　　《春秋史》的这段叙述，《左传》基本都有记载，但没有出现孙武的名字。而《史记》则在《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传》中提到了孙武。《吴越春秋》的记述，有孙武的部分基本与《史记》相合。由于司马迁的记叙和《左传》的记载，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结合性，因此，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这段文字，是目前为止关于孙武生平最具体而常见的叙述。

　　艾陵之战，大败齐军。

　　《春秋史》的这句话，显得很扎眼。

　　柏举之战后，孙武的名字在《史记》中也消失不见了。之后，孙武的去向，便成为一个谜。所以《春秋史》这里说到艾陵之战，就让人倍感突兀。艾陵之战在《左传》中有详细记录，时在《左传　哀公十一年》：

　　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军从王，胥门巢

　　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齐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

　　下军。陈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桑掩胥御国子，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发短。”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使问弦多以琴，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

　　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

　　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

　　艾陵之战发生于鲁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84年，此时孙武的年龄，按其出生于公元前551左右，已是67岁。又是一个高龄出战。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在有关孙武其人的叙述中，一而再地看到有高龄出战的事例？是那时的普遍现象，还是由于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了跟孙武有关的人，以及孙武本人屡屡必须高龄出战？这恐怕是个不能轻易回避的问题。

　　此外，艾陵之战中陈僖子这个名字，也值得加以注意。按一般史书的记载和解释，陈僖子即田乞。在《史记》中，田乞称釐子乞，是田桓子无宇的儿子。而在《新唐书》里，这个名字消失了。前面说过，我们不想在本文中，去趟《史记》与《新唐书》在田氏家族上的“世系混水”。我们只想，假如田乞是无宇的儿子，孙书也是无宇的儿子，那当孙武已经67岁的时候，他又有一位“祖父”，在与他各为其主的两军对垒、厮杀。这是什么场景？

　　为什么《春秋史》会提到一般关于孙武的叙述不太说及的艾陵之战呢？这应该跟《春秋史》作者对《史记》中的一句话的理解有关。所以《史记·孙子吴起传列》说：“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北威齐晋”，艾陵之战就是“北威齐晋”中齐的例证。如果真是这样，那晋呢？其实，假如孙武真的是吴楚柏举之战的主战人员，是重要指挥和将领，千里奔袭，攻破敌国首都，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辉煌战例。对于当时即春秋末期的各诸侯国来说，其震动效应自不待言。以齐晋号称当时大国的地位，举它们为代表，说明吴国在当时的霸威，不亦宜哉？何必一定要坐实地论证吴国是怎么又通过一次具体的战争，让齐晋感受到了吴国的威势？何况，孙武参与艾陵的证据，实在是邈茫难寻。（曾有人对孙武参加艾陵作出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说孙武是参加了艾陵之战，但不是作为吴国将领，而是齐国战将，孙武即是《左传》艾陵之战所提及的陈书！也就是最后成为吴鲁联军战俘一员的陈书！这当然是关于孙武其人的又一个极具震骇效应的观点。但这个观点不在我们今天的探讨范围。）

　　《春秋史》的这段《孙武生平》，总共不到600字，但它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如此扑朔迷离的一个孙武。这再次印证了我说过的，银雀山的出土，并没有解决有关孙子的全部问题。孙武的生平，至今依然是一段难以消散的历史谜思。

　　最后介绍一下《春秋史》一书的两位作者。（引自《春秋史》插图内页的作者简介）

　　顾德融，1935年生，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至1981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为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1987年为无锡江南大学副教授，2000年为江苏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教授。

　　朱顺龙，1964年生，1981年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1991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同年留任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副教授。

　　200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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