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南才子们的哭声
顺治十八年（1661），农历二月初四上午，江南苏州郊区一向清静的文庙，响起了阵阵排山倒海般的哭声。顺治皇帝死了，文庙作为江南的祭祀场所之一，聚集了江苏全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为顺治皇帝送行。祭祀仪式由江苏巡抚朱国治亲自主持，为防止国丧期间出现意外，朱巡抚特意加派了大量士兵在四周巡逻。
忽然，庄重肃穆的气氛被打破了。以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为首的一帮科举士子从灵堂外边涌进来，击鼓鸣钟，大声喊冤，十几个人齐刷刷跪在地上，为首的将状纸高高举过头顶，要求巡抚朱国治惩治贪官污吏，为人间主持公道。巡抚朱国治上前一问，这帮科举士子告的是吴县知县任维初。
江南历来是国家的财赋重地，清朝开国以来，也看中了这块宝地，税赋有增无減。吴县知县任维初，为人贪婪狠毒，素为老百姓憎恶，为了追逼农民交纳钱粮，不惜使用一切残酷的手段，每次升堂，都要准备数十块竹条，放在尿水中浸泡，如果有人交不了税款，就令衙役扒掉那人的裤子，用竹条狠狠打屁股。竹条在尿水中浸泡数日，毒性不小，被打屁股的农民皮肉开花受到感染，几天后有人命丧黄泉。
就在吴县老百姓大多釜炊告绝、儿女啼饥的情景下，有人发现，一家米行竟有三千多石粮食在高价销售，紧俏的粮食从何而来？实在蹊跷。于是有人使了个小计谋，将米行老板哄到酒馆，三两杯酒下肚，米行老板说了真话，这批粮食，是衙役吴行之托他卖的。众所周知，吴行之是任维初手下的亲信，顺藤摸瓜，查到了任县官头上，顿时群情激奋，老百姓埋藏在心里的愤怒像一堆被太阳晒透了的干草，呼啦啦一下子被点燃了。
知识分子历来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在这样的时候，他们觉得有站出来为老百姓说话的义务。
碰巧的是，此时正遇到顺治皇帝驾崩，江苏巡抚朱国治将要到苏州主持祭祀仪式，倪用宾、薛尔张等决定利用祭祀之机，闯进文庙敲钟告状，引起高层的重视。
按说倪用宾、薛尔张等人的正义行为，理应受到巡抚朱国治的支持，谁知科举士子们看走了眼，出错了一着棋。朱国治是满清贵族，素有酷吏恶名，他认为凡告状者均是与朝廷为敌的刁民，决不能轻饶。何况在他看来，任维初奉朝廷之命催讨税粮，并无什么过错。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私下接受了任维初的贿赂，现在需要他出头担当一下责任。
朱国治当场下令，逮捕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领头告状的一群科举士子，关进大狱。自此，由苏州文庙案开头的祸及一万多名江南乡绅士子的大冤案拉开了序幕。①
二、 朝廷与乡绅
为了显得办案公平，一同被抓进大狱的也有吴县知县任维初。
初次提审，任维初就在大堂上哭了起来，他说自己刚到职不久，上司催讨税粮很急，他怕不完成任务不好交差，就想到了用竹条打屁股的招数，并没有想到会逼死人命。听任维初说得言之有理，朱治国连连点头，没过几天就放了任县官。
被抓十几个人都是江南有名的知识分子，没有充足的理由肯定说不过去，接下来，巡抚朱国治精心给皇帝写了一道奏折，这道上疏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兵饷之难以完成，皆由江南乡绅们的抗纳税粮所导致；国丧之际，臣子哀痛几绝，这些造反的秀才却不顾场合，强行闯入文庙，惊动皇帝的在天之灵，实属罪大恶极；县官虽说只有七品，也是朝廷命官，秀才们动辄扬言打骂，简直是目无朝廷。
这么几顶大帽子一扣，领头告状的倪用宾、薛尔张等人就成了死罪。
果然，没过多久，朝廷的密令传下来了，被抓的十八名秀才全部处斩，其中包括著名才子金圣叹（关于金圣叹之死，后面将辟专节叙述，此不赘言），秀才们的妻子和家产，也被藉没入官。县官任维初八面风光回到了吴县衙门，对手下的衙役说：“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②
朝廷要杀秀才的密令，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出自于一个周密的考虑。早在此之前，皇帝便已经对各地纳税不积极表示过不满，在一份上谕中愤怒地说：“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如限期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如将经管钱粮拖欠未完之官升转者，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弊之罪。”③上谕中把话说得很清楚，税粮催讨不力者不准升迁，如果一旦发现，不仅本人要受处罚，上司也罪责难逃。
顺治一朝尚属清朝开国初期，大清王朝的基业刚刚开启，经济上还不牢靠，需要在税赋方面广开源流。而富饶的江南，更是皇帝所看中的宝地。“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荳、马草、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数十万。”④
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江南催讨税粮的情况却并不如意，尤其是江南那些乡绅，平时的税赋来源大半得力于他们，如今却软磨硬抗，百般拖欠，每当在奏折中看到有江南乡绅拖欠钱粮的情形，皇帝就非常头痛，这样的奏折一多，皇帝心中的愤懑也日趋强烈。
清朝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主要沿用宋代的保甲制和明代的里甲制。保甲开始是一种户藉制度，目的在于防止犯罪，便于侦破案件，以利实现对地方的全面管理。清朝采用连坐法，鼓励居民控告邻里，保甲制度最显著的一个优点，是将乡村社会的代表人物——乡绅置于整个社会的管理体系之中，使之成为重要一环。乡绅是乡村社会的精英，国家通过他们来管理乡村社会，其中包含有政治智慧。乡绅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恪守传统，因而往往能自觉的成为国家制度的维护者，另一方面他们又代表了乡村社会的利益，当朝廷过份干预乡村事务时，他们会站到乡村社会的一边说话。一般情况下，国家各项制度的正常运行，正是依赖于乡绅阶层的维护才得以平衡。总而言之，朝廷与乡绅是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两个利益集团，二者之间的冲突，在税赋这一焦点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充分。
朝廷与乡绅之间的矛盾，由于顺治皇帝的病逝迅速升级。顺治死于肺结核加上天花，时年24岁，弥留之际，他在龙榻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同时任命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政大臣。鳌拜是个严酷的满清贵族，他早已从江南乡绅秀才们对待朝廷税赋的消极态度上隐隐闻到了异样的气味，上任没多久，就决定杀鸡给猴看，拿江南的乡绅秀才们开刀。正好在这个时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了那个莫须有的奏折，听说江南的秀才想造反，鳌拜代表朝廷发出的上谕自然是杀无赦。
三、 金圣叹的悲剧
朝廷要杀人，不需要什么理由，江南大才子金圣叹没有逃税，更没有抗税，同样被牵扯进这桩莫名其妙的“哭庙案”，纯属是个天大的误会。
金圣叹，字若采，家庭出身贫寒，但性情狷介，桀骜不驯，是个极富智慧、灵气和野趣的下层知识分子。在后人叙述他的文章中，这个人被笼罩上了一圈光环，认为他必定是天上神灵下凡，才会表现出如此的元气淋漓。这位聪明的才子，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现的是行为乖张和放浪不羁，可以口吐白沫伏在地上用乩笔卜卦，也可以连续三天三夜喝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表面上的玩世不恭，掩饰的是内心深处的孤独和痛苦。
由于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文字，金圣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从那些评点文字中，看到了一个旷世天才的问世，机智的词句像贝壳中孕育的珍珠，一旦出现在读者眼前，就闪烁出奇异迷人的光彩，那些珍珠般的文字中所蕴含的平民思想，也足以让无数人叹为观止。金圣叹是个为文字所生的人，他全身心沉浸在自己的文字世界中，无心于政治斗争，对他来说，写作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整个哭庙事件过程中，金圣叹一直是个冷静的旁观者，当倪用宾、薛尔张等科举士子涌进文庙击鼓鸣钟时，金圣叹正在自家书房里读书，听到从街上回来的夫人说到文庙事件时，他脸上没有什么动静，直到夫人说出那个领头秀才的名字，金圣叹才似有所悟，放下手中的线装书，轻轻说了一句：“哦，是他？”
话中所说的“他”是金圣叹的同学倪用宾。也正是由于这个同学的关系，金圣叹被牵扯进了这桩朝廷亲自过问的政治大案，又因为他太过响亮的名气，一下子成了该案主犯。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金圣叹被投入大狱之后，似乎并没有为自己被冤屈作什么辩白，其实辩白也没有什么用，金圣叹大概很明白这个道理。
即使面对监狱和死亡，金圣叹也是一付超然洒脱的态度，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衙役前来抓捕他时，金圣叹摆摆手：“别急，等我出恭。”说完就去如厕，把一干官差凉在了庭院里。从茅房里出来后，听说官差中有一人姓公，又开玩笑说：“刚刚出恭，现又入公。”说完一个人冲天哈哈大笑，这种时候亏他笑得出来。案子判决书下了，是杀头的死罪，临行刑前，金圣叹拿钱买通狱卒，托他给家人带 ，胆小的狱卒害怕担当干系，将书信当着上司的面拆开看了，纸上的几行字是“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⑤临死前的这个带点恶作剧的洒脱，让人体味的只有沉重。
在传统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在很多领域是被朝廷默默允许的，比如嫖妓、同性恋、吸鸦片、赌博等等，但是他们的目光一旦试图从四书五经中逃离，对现实世界中的不合理提出质疑、阐述他们那些独立见解和思想时，等待他们的就将会是另一种命运。这次金圣叹不幸被选中，只是朝廷选中的一个符号，其意义是对那些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警示作用，虽然他和那桩哭庙案没有任何关系。
与金圣叹同一天被杀头的十八人全是江南哭庙案中抓捕的知识分子。行刑的场面十分残酷，“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⑥按清律，一人犯罪全家同罪，金圣叹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流放东北辽阳，20多年后才经友人救赎回到家乡。
四、 在高尚与卑鄙之间
接到朝廷的上谕后，巡抚朱国治兴奋得像一个屠夫，面对满圈待宰的牛羊，眼睛发红。哭庙事件对他来说，意味着一次官场升迁的机会，决不能轻易放过。那段日子朱巡抚非常忙碌，白天要到牢狱中亲自提审人犯，夜晚则一灯如豆，和几个幕僚商议如何给朝廷写奏折，还要处理与哭庙事件相关的公文材料，以及接下来的江南催讨税粮的事务。
诸多事情中，最重要的是审讯人犯，扩大战果。在审讯中，犯人若不招供，可以动用刑罚逼问口供，谓之“刑讯”。清代法定的刑具有笞、杖、枷、扭、镣、讯仗、夹棍、拶子等，并且在《大清律例》中规定了这些刑具的尺寸和重量，在这些刑具面前，纵然是铮铮铁骨也得脱一层皮，何况关押在牢狱中的全是些文弱书生。
两个多月后，终于有一个人的牙关被撬动了。此人叫程邑，原是苏州府学教授，哭庙事件中，程邑一直是竭力鼓动者和积极参与者，誓与贪官污吏抗争到底的态度让人敬佩，然而在高压政治和酷刑的夹攻下，程邑终于屈服了，他演变成一个可耻的告密者，给巡抚朱国治提供了一份名单，金圣叹的大名列在榜首。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高压政治下低头，即使在江南乌云密布，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戴上手铐脚镣绑赴刑场之时，仍然有不屈的反抗者。常州府教授郭士璟，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数百名乡绅士子，被传为佳话。先是巡抚朱国治整理出一份未按时缴纳税粮的人员名单，其中常州数百名乡绅士子全都罗织在案，官府准备抓人。郭士璟闻讯后去找朱治国说情，保证三天内缴纳税粮，并以性命担保。这数百名乡绅，终因郭士璟的保全而幸免遭难。也有一些地方官吏，因为对巡抚朱治国的不满而弃官，不愿参与这场规模浩大的对知识分子的围剿，“当时良心未丧者，多不肯为县令，往往自请改教职以就闲散。”⑦
当灾难降临之际，有人反抗，有人屈服，有人逃避，也有人告密，其实，深入到历史的细节之中认真观察和思考，每个人物所作出的选择都是值得让人玩味的。
五、 萧瑟秋风中的歌唱
清朝初期的江南税案，由哭庙案发端，此后又有奏销案，祸及乡绅士子多达一万三千五百余人，有的杀头，更多人坐牢，亲属也跟着遭殃，乡村社会的精英惨遭屠宰，原来繁华似锦的美丽江南，仿佛经历了一场萧瑟秋风的席卷，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江南税案的冷酷无情：昆山士子叶方蔼，顺治十六年的殿试中考取探花，却因为税赋少缴纳了一文钱，被通辑在案，按期补交后才算了结，故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然而此人的官场前途却变得暗淡，堂堂探花，获得的最高官职仅只是翰林编修，和七品知县一个级别，江南税案波及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江南本是灵杰之地，名人名流不计其数，其中大多数人在朝廷的政治镇压中都受到了冲击。这类事例正史中避口不提，只有野史、笔记、年谱中偶有披露，计有吴梅村、王端士、吴宁周、黄庭表、浦圣卿、曹祖来、吴元祐、王子彥等。
限于篇幅，不能逐一例举，这里只简略叙述一下翁叔元的故事。
翁叔元是翁同和的先祖，此时尚未发迹，家庭本来就贫寒，加上催讨税粮，愈加困难，靠野菜米糠度日，才得以不死。有好几次，翁叔元被官兵催逼得走投无路，要去寻死，都被妻子拦住了。这一天，又有人敲门，翁叔元拿根绳子要去上吊，妻子说：“今天敲门声不对，不像是官兵。”说着去门缝中察看，果然不是官兵，而是翁家远方亲戚派来的信差，嘱咐翁叔元速去北方避难，并让信差带来了一笔银款，权作旅差费用。翁叔元起初不肯走，经不住妻子儿女的反复规劝，于是卷起包裹，跟随那名信差出了远门。谁知翁叔元前脚刚走，催讨税粮的官兵后脚就赶到，听说翁叔元跑了，捆绑了他的妻子要进官府，翁妻愤而投水，被儿女救起。此后十几年，翁家妻儿一直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况中生活，度日如年，直到康熙十五年，翁叔元考取探花，这个家庭才从极度悲惨的状态中摆脱出来。⑧
翁叔元后来官至刑部尚书，成为江南翁氏家族发迹的开端。
一场惨重的打击，犹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而过，代表江南乡村社会的乡绅们，经历了残酷的洗礼，过了很久以后才慢慢恢复了元气。康熙六年（1667），康熙皇帝亲政以后，对江南乡绅阶层逐渐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态度，妥协让步是康熙的主基调，通过了“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江南地方官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按标准单位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减轻没有乡绅特权的那些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江南各地展开。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各家各户。国家财政收入也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⑨
在封建专制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自己掌控的皇亲贵族组建一套官僚机构，但江南乡绅士子的出现，似有取代之势，成了皇亲贵族们手中权力的主要竞争者。对于那些富有进取之心的乡村绅士来说，江南是他们肥沃的土壤，虽然他们一度遭受到惨重的打击，但正如诗中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兴事物的生命力永远旺盛长绿。
最后说说朱国治的下场。江南杀人如麻，巡抚朱国治自知罪孽深重，借故丁忧，试图开溜跑出老家。但是朱国治是满清贵族，按清制，丁忧只需在家守丧27天，因此朝廷在他奏折上的批复是，丧服期满后速回原官职。在江苏巡抚的位置上，朱国治一天也不敢呆了，四周那么多仇恨的眼睛让他不寒而栗。于是推举了一个新巡抚韩世琦，没等韩巡抚到位，朱治国就逃跑了，朝廷获悉这个情况后，“以大臣擅离汛池，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后于康熙十一二年，复抚滇中，值吴三桂变，提去开膛枭示。”⑩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最终的下场是被“开膛枭示”，也是恶有恶报。
①②参见《痛史•哭庙纪略》。
③《东华录•顺治》。
④董含：《三冈识略》。
⑤参见柯平著：《阴阳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考察》。
⑥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纪闻》。
⑦孟森：《心史丛刊•奏销案》。
⑧徐乾学：《憺园集•翁铁庵元配钱夫人墓志铭》。
⑨[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⑩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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