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聚焦]哑河:从熙宁变法说起：君子兴国，还是误国

(转载青年文化评论)(2008.9.20)

　　从熙宁变法说起：君子兴国，还是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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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命运流淌a#z在掌上的河流......

　　•哑河（北京）

　　作为君子的知识分子要让统治者相信，长远而言，宪政和民主政治的改革会使经济生活更具活力，使国家更强大而稳定。

　　围绕着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得失，一直有着君子兴国，还是误国之辩。这是儒家内部的义利之辩,或说道德与富贵之辩.双方的立场近乎宪政中胡适之路与严复之路.当然,由于历史背景和实践迥异,这种比较只是大致从精神气质来说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代表着(国家)富强路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则近似代表德行路线.诚然,他们都是君子(或言知识分子,并且从政).对于北宋的灭亡,他们究竟负有何种责任,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若然当时没有外患,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或许就不至于那么仓促.或许可较安然的度过危机.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变法的确达到了强国之目的.然而人民的处境又如何呢?国强并没有带来民富,且在变革中,国家垄断一切，官吏为了完成硬性指标,强逼民众之事并不罕见。更何况，不少官员趁机借改革之名实行腐败。比如均输法，其实就是国家直接做生意，苏轼就有批评会为腐败大开其门。作为欠缺德性的官员，最怕的就是统治者实行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因为只有统治者有为而治，官员们才会有腐败的好处。民众为了完成任务，被迫学会求人托情。如此,经过“国家-官员-民众”的多骨诺效应，人心就会焕散,民风难再淳厚.宋神宗晚年破釜沉舟,派重兵与西夏决战,却大败而归,不久即忧郁离世.除了西夏人可能更为善战外,或许人心的相对焕散也是一关键原因。

　　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可称之为君子。知识分子在考虑决策时，往往拘泥于理论，大多只考虑是否应该做（应然性）。而政治家还要考虑是否能够做（可行性），以及做的时机成熟与否（时机性），并且更着眼于实践（实践性）。王安石书生意气尚浓，搁浅于应然性，固执己见，没吸纳合理意见和全面了解民意。而宋神宗则太过急功近利，没有认识到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时机性与实践性上有所欠缺，作为政治家无疑是有不足的。

　　或许当年苏轼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国家的恒久更在于道德修养。风俗淳厚,民心得失是关键。而王安石之变法过于强调国强,难免有意无意间破坏道德,导致人民片面敛财,成为经济动物而非道德主体。一如当下某些官员片面的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在全民经久不息的经济热潮中,那些感慨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的叹息，是否就是千年前历史的回音呢?

　　问题是,如何将富强和德行统一起来呢?无法绕过的人物是统治者.如何引导民众,有赖于国家长期稳定的政策,一个国家的德行其实就表现在普遍民众的道德修养和风俗习惯上。若按老子说法,国家的提倡和统治者的德行与民风的培育和倾向是密切相关的。由此,可以说,一个民风不再淳厚的国家就绝非一个有德行的国家。

　　在回首历史时,我们不要忘了,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得以进行,没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神宗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因而当下不少学者更愿称之为熙宁变法.作为一个有魄力和志向的皇帝,无论最终事与愿违,依然是可歌可泣的。王安石面对明君,料想不用费多大心机来说服。只是可惜,或许其求国强过于心切,视野似乎有所偏颇。或许,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他们也可能注意或考虑到德行问题,只是由于外患当头,先求国强罢了。只是历史不给他们机会,在国强之后再兼顾德行.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框架之下,变法可以说已达到了它所能承载的最大成效了，注定只能在保守党的围攻和人民的漠然中破产。

　　但作为知识分子,士大夫与统治者的合作范式,却留下无数值得玩味之处。特别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国是”。即使在神宗去世后仍维持一段时期。“国是”的体制使权力之间的斗争得以维持一个平衡点，其中对皇权和大臣的权力都有所约束，即使是神宗也得迫于“国是”而无法随意排除反对变法的异己。然而,这种“国是”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还是相去甚远的,也并非固定体制,主体是皇帝,它是皇帝制定的,主动性掌握在皇帝手上.并且皇权依然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依赖于某个最高统治者的制度是注定不可能长久的,必然会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改变或渐消失。

　　总的来说，这一次变法能够得以进行。首先是统治者具备德性，富有忧患意识。二是有智慧和魄力，能够不受制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纷争。三是知识分子的说服。王安石曾有两次万言书，宋仁宗拒而宋神宗纳。这对于我们今天推行宪政之路是不无启示。究其短处，就是洞察民意的欠缺和改革目标的片面性。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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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而言，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严复之路（国强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而胡适之路（德性）并没最终开启。而要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大国，则必须统一两者。在相对稳定的情形下实行的宪政和民主政治改革，只要政治家有智慧和魄力，无疑风险相对较少。一个有德性的国家（宪政国家），前提当然是统治者本身具备德性，“有不忍人之心，故有不忍人之政”。孟子言及推恩，若统治者将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扩而充之，任用并影响下层官员，继而影响广大民众。这样的国家必然民风淳厚，更具凝聚力，更能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因而，作为君子的知识分子要让统治者相信，长远而言，宪政和民主政治的改革会使经济生活更具活力，使国家更强大而稳定。

标签： 破釜沉舟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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