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闲品三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已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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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品三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

  ------小议郤正

  郤正这个人物,能被后世者记住,主要归功于那个成语:乐不思蜀。这句成语出自《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

  一次,司马昭举行宴会,当时刘禅在座。司马昭故意命人表演蜀汉的歌舞,在场的蜀汉旧臣表现悲伤。而刘禅却是谈笑自若。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 刘禅回答到:“此间乐,不思蜀。”后来郤正听说此事后,告诉刘禅:“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结果司马昭再次问起这个问题时,刘禅便按照郤正的说法进行回答。司马昭又问:“你这话怎么象是郤正说的呢?” 刘禅吃惊地对司马昭说:“确实如你所说是郤正说给我听的。”

  对于刘禅的回答这里,我们不做探讨。为什么郤正会告诉刘禅这么一句可能会触怒司马昭的话呢?难道郤正就不怕司马昭一怒之下杀了自己吗?这个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呢?

   说来也奇怪,后世都评论陈寿的《三国志》过于简略,尤其对自己的故国---蜀汉的人物记载更是特别少。但是陈寿却把郤正这个在三国历史上基本没有什么历史作用的小人物单独列传,让我们对郤正的生平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郤正(?---公元278年),字令先,河南偃师(今河南偃师)人。郤正的祖父叫做郤俭,在后汉末年担任过益州刺史。不过郤俭的名声不太好,《三国志•刘二牧传》中说他“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汉灵帝纪》中更是引用了汉灵帝的诏书称郤俭是:“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是一个标准的“酷吏”。在郤俭治理的益州,民不聊生,终于引发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在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战斗中,郤俭身亡。不过,就算郤俭不死在马相、赵抵之首,也要被朝廷免职。郤正的父亲叫做郤揖,在刘备占领益州时,他在孟达的手下担任都督,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七月随孟达一起投降了曹魏,成为一个“叛徒”。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郤正,幼年的悲惨是可以想象的。更为不幸的是,那个“叛徒”父亲郤揖死的很早,母亲后来还改嫁了,只剩下郤正一个人孤苦伶仃,“单茕只立”。不过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郤正却是“安贫好学,博览坟籍”,没有自暴自弃,“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弱冠之年郤正便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并开始涉足仕途,出任秘书史,后来历任秘书令史、秘书郎,直至秘书令。这对于郤正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孤儿来说,不啻是一种恩赐。而郤正对于自己的出身和背景似乎也是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因此在入仕之后,一直是谨言慎行,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上。陈寿就在《三国志•郤正传》中称赞他“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其所著《释讥》一文,便是其优秀文采的佐证。

  郤正为官之时,正是宦官黄皓横行之日。很多蜀汉的大臣因为不满黄皓的淫威而遭到流放、免职,连皇帝刘禅的兄弟刘永也被外放,十余年不得回到成都。大将军姜维更是借故领兵在外,不敢回成都。而郤正却善于与黄皓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从这一段记载看,显然郤正的才能不被蜀汉当权者的重视。但是,郤正虽然不为黄皓喜爱,但总算是能够独善其身,保得平安。从表面上看,这是郤正的圆滑之处,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证明郤正根本不是个奸猾之人,而是一个真正的蜀汉忠臣。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蜀汉政权投降,郤正负责起草了降书。第二年,后主刘禅被迁往洛阳,生死未卜。当时的一班蜀汉旧臣竟然没人愿意陪同刘禅去,这时候只有郤正和殿中督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在洛阳期间,为了保障刘禅的人身安全,郤正“相导宜适,举动无阙”。“乐不思蜀”的故事便是郤正的杰作。郤正凭借自己的机智,使刘禅得以安享余生。刘禅对郤正的义举深为感动,“乃慨然叹息,恨知正之晚”。而当时西晋官员对郤正也是“时论嘉之”。其实对于后主刘禅,郤正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三国志•孟光传》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孟光问郤正后主刘禅的性情爱好,郤正也只是客观地提出“奉亲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举动出於仁恕”这些被孟光认为是“皆家户所有耳”的事实,并没有进行夸大和奉承。同时郤正又针对孟光的疑问,提出“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欢,既不得妄有所施为,且智调藏于胸怀,权略应时而发,此之有无,焉可豫设也?”的感慨,说明他对刘禅的暗弱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郤正在关键时刻却不顾自身安危,跟随旧主,这不禁让后人想起唐太宗李世民“疾风知劲草、动荡识忠臣”的名言。郤正除了文学上的才能以外,在地方治理方面也是有一定能力的。郤正在西晋政权得到了重用,赐爵关内侯、除安阳令、迁巴西太守,可悲的是,郤正的政治才能到此时才得到了真正的发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蜀汉政权后期政局的混乱和刘禅的统治水平。

  陈寿评价郤正“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对其个人品格的一种赞扬。而晋武帝司马炎对郤正的评价则是更加客观、全面:“(郤)正昔在成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如此人物,虽然不象现代的某些学者评价的“是蜀汉末年唯一具备政治家才能的人,有文采、善韬晦,多智谋“那样有意拔高、突出,但确是具备一定才能的有用之士,不能为蜀汉所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蜀汉政权的灭亡是有其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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