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近年似乎很茂盛，这自然是件好事。殊可自豪。我本人文化不高，却颇有些附庸风雅的习惯，谋生之暇，偶尔翻翻报纸杂志，经常能看见他们的大作被飞来飞去地转载，披读之下，受益良多，所以说说看法。
例如有些老头子要编《传世藏书》，马上有一个叫余杰的青年思想家义愤填膺了。他因为翻过了《新青年》，里面有个令人发指的故事，是说一个腐儒要饿死自己的女儿，以便到县令那里去领贞洁牌匾的。由此，他便提出建议：希望那些兴致勃勃地编《传世藏书》的老头子们，把这个故事也编进去。那意思自然是讽刺：这传世的古书全是糟粕，你们还好意思去编它？岂非滥用纳税人的钱？我其时很有些怀疑，这《传世藏书》大概确是老头子们为古代剥削社会歌功颂德的，是《无限美好的中国古代上层社会》之类的东西罢，如果是的，那个可怕的故事确是对它的极大反证。及至听有文化的人介绍，才知并不是，只是一些古典文化书籍，诸如《十三经注疏》之类。我醍醐灌顶了，原来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全是“相斫书”，教人杀人的。我由此受到启发，生发思考，文革时我们“批林批孔”的“批孔”看来还是太客气了。
另外一位前年“物故”的思想家王小波则大谈了一回“我看国学”，而这起因是一位师长认为他“国学底子”不行。于是找来《四书五经》，“发了一回愤”（不知道这“一回”是多久），之后得出结论，原来国学是一块嚼了几千年的口香糖，毫无味道，根本不值得去弄。孔子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孟子则很坏。假使他自己生在春秋时期（原文如此），是连和孟子握手也不屑的。我又从中受了益，原来中学课本上说孟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是错的，他应该是春秋时期人，这简直就是发了千年之覆，我们由此可断言《孟子》是伪书，因为《孟子》的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中，梁惠王就是战国初年魏国的国君。天啊，这个辨伪成果当然是王小波先生发的那回愤得出的结果。只可惜由于这位大师的鄙视国学，大概连研究成果也懒的得公布。如今斯人已逝，青简无存，对某些好古敏求的老头子来说，未免是个绝大的遗憾，恨不能起他于地下来问之的想法是完全可能产生的。
前段时间翻报纸，有一本长篇小说《智圣东方朔》比较有名，据称作者龙吟是研究历史的名家，我看了报纸上连载的几段，已经受益匪浅。比如飞将军李广并非自杀，大游侠郭解去没有族诛，而是从军去打了匈奴，都足以让人解颜。不过，最让我长见识的乃是里面提到一个叫韩王刘信的人，逃到匈奴去了。我的印象中汉初有两个叫韩信的，一个是赫赫有名的淮阴侯韩信，另一个司马迁为了区别，一般称“韩王信”，当然，依了“齐王肥”、“赵王如意”的老例，韩王信确乎应该姓刘名信，可是《史记·韩王信传》开头分明说他是“韩襄王之孽孙也”，那自然就是战国时韩国国王的后代，穷究谱系，则他不是姓姬就是氏韩，而且很不巧的是这个韩王信也逃去了匈奴。这让我着实有点迷惑，但作者既然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则虽是做小说，于此重要史实断不会苟且，肯定有研究成果。在此我呼吁其早日发表，在文学和史学上取得更大的双丰收，岂不美哉？
因为受益太多，有些兴奋，请允许我再罗嗦几句。老早以前就听说鲁迅是极厌恶古书的，可是编文集，早年的古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也不肯舍弃，古体诗也作得兴致勃勃。远赴广州中山大学教书，竟然开《中国古文字学》的课（因没有人选而作罢），写《阿Q正传》，前面一大段不做注释我等老百姓很多会不懂。可见中国文人的传统，是必须倚古骂今的，你要是文盲，也来骂古书我们期期不买帐，非得你读了好多古书，满身腐味，从旧垒中跑出来，反戈一击，采用有恃无恐的骂法，我们才不敢不服。上面列举的三位文学家兼思想家于古文化和考据有那么深厚的功底，可说是继承了鲁迅他老人家的衣钵，叫我怎敢不馨香礼敬呢。是为文以申之。尚飨！
下帏空悔有涯日，刎颈宁思无赀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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