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海南“五公”中的胡铨
海南“五公”是指海南五公祠里面供奉的唐宋年间被流贬到海南的五位有名的大臣，即唐朝的李德裕，宋朝的李纲、李光、赵鼎、胡铨。对于海南发展史来说，他们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五公祠里的一副对联：“唐宋君王非寡恩，海南人民有奇缘。”意思是唐宋时期的君王并非刻薄寡恩，因此海南人民拥有了这样一段奇缘。当然，这实际上用一种嘲讽的姿态来表明：“国家不幸海南幸！”海南有幸拥有了“五公”，从此以后，海南文化才真正意义上与中原文化对接起来。以“五公”为代表的历代贬官对海南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最终使得明清时期的海南文化昌隆，一时之间有“海滨邹鲁”之称，至现在更是成为万众登临吟咏的旅游胜地。
在唐宋年间，海南贬官数量当在两百人以上，其中不乏宰相帝胄，为什么海南人民偏偏祭奉“五公”呢？这在于五人有着相当的共通性。
首先，他们都精忠报国，敢于担当。李德裕在唐代文宗和武宗时两度出任宰相，他内制宦官，外抑藩镇，为国家安定作出很大贡献，后因朋党之争被贬海南并死于此。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被称为南宋“中兴四大名臣”。李纲和赵鼎都曾两度拜相，胡铨任宋高宗时的枢密院偏修，李光是宋高宗时的参知政事。他们四人都是在金兵入侵的年代被秦桧等投降派迫害而贬到海南的。李德裕来海南路上对屈原、韦执谊等人凭吊，而赵鼎、李纲、李光、胡铨又对李德裕、苏轼等人景仰无比，他们彼此之间也多诗词共勉，共同张扬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坚持理想、弘毅坚韧的正面典型。这构成了海南贬官文化的基本内核。
其次，他们都能够投身到海南文化发展中。“五公”虽遭贬谪，但丹心不泯，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人才、宣传中华美德方面，为当地人民做出重要贡献。他们身上矢志不移的爱国之情、始终不忘百姓的儒家精神、超越地域歧视和民族歧视的民本思想以及冰雪之操与旷达之怀，留给海南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和人文遗产。如同前面所说，朝廷把“五公”贬斥到海南，是朝廷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但是从海南发展的角度来看，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到海南之后能够及时调整心态，努力融合当地，敷以文教，张扬学问，成为海南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
其三，他们都体现了明显的民族融合意识。海南是多民族社会，黎族更是土著民族，很长时间内海南都被中原称为“化外之地”，海南当地居民也自然被称为“化外之民”。如何和当地民族处理好关系是维护海南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海南史上包括“五公”在内的诸多有志之士都纷纷为“抚黎”、“平黎”献计献策，甚至直接参与到相关实际工作中。李德裕虽然来海南仅仅几个月就逝世了，却留下了后人化黎的传说。李光、胡铨分别在昌化军、吉阳军张扬教化，甚至还兴办私学，招收黎族子弟入学，这些无疑推动了民族融合的发展。
其四，他们对海南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基本是“文人政治”，“五公”都能诗善文。他们到达海南之后能够坚持进行创作，或者是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抒写自己的心境和游历感受，或者描摹海南秀丽的自然风光，或者赞叹当地的风土人情，或者与昔日同僚、好友相互唱和，甚至和海南当地文人进行文学交流。唐宋年间，海南本土文学创作非常之少，五公作为文坛大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是海南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这些文学作品为研究海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另一方面，他们的创作对海南当时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李德裕在海南时期作品被辑为《穷愁志》，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的作品数量更多，从而丰富着海南文学创作，推动着海南文学创作。
总体而言，“五公”是海南历代贬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通过实际行动，加强了海南与中原内地的联系，同时也推动了海南自身的发展。而在海南“五公”中，胡铨又是相对特殊的一个。
首先，在“五公”中胡铨属于官阶最小的一个。其他四人均为宰相或者参政，是朝廷中枢式的人物，胡铨被贬出京只不过是小小的枢密院编修官。但是，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绍兴八年（1138年），年仅36岁的胡铨冒死呈上《戊午上高宗封事》，坚决反对高宗、秦桧主导的议和方针，并且要求斩杀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以谢国人。胡铨的奏疏一时之间让“天下汹汹”，大家争相传阅，甚至金人也耗费千金购买。这一点是殊为难得的。
其次，胡铨九死而不悔的精神气度让人非常佩服。因为反对议和，胡铨屡遭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迫害打击，先后外放岭海长达23年之久，这在中国流贬官宦中是非常少见的。不仅于此，胡铨虽然长放岭海，却从来没有悲观失望，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战斗精神。即便是遇赦返回朝廷重用，依然是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抗金理想。在孝宗主持的一次只有14人参加的廷议中，有一半人主张与金人和议，有一半人不置可否，只有胡铨一人明确地反对和议，要求与金人抗争到底。临终前，胡铨还表示变成厉鬼也要杀贼，这种英雄气概让很多人黯然失色。
其三，在推动海南文化教育上，胡铨更是走在诸多海南贬官前列。他到达海南吉阳军之后，看到学宫破败，首先是自己主动捐资助学，并且多次写文章倡导兴学。其次，他自己还兴办私学来教化当地子弟，成绩斐然。一些黎族子弟闻讯更是前来求学。胡铨在吉阳军培养了不少有名望的弟子，他返回朝廷之后还要求朝廷格外开恩关照海南的文教事业。时人李光动情地说：“吉阳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时士类之幸也。”可谓是一语中的。
其四，在海南“五公”中，胡铨的诗词交往关系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他人生经历中，无论是因为“斩桧书”而签判福建威武军，还是因为吟咏岳飞而编管新州以及最后怒斥“豺狼”而编管吉阳军，均属于文字获罪。胡铨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的典型代表。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文人心性。王庭珪、张元干因为胡铨而获罪，而他们的身世际遇和胡铨联系起来，更是让他们彪炳千秋。在贬谪期间，他和李光、张伯麟、张浚等人互动往来频繁，毫不畏惧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为他织造的天罗地网，真正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八百多年，胡铨的名字还在万口相传、交口称赞。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去了解一下这位半生岭海、九死不悔的贬琼抗金名臣胡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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