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是结束魏晋南北朝大乱世的大一统王朝。然而，这样一个强大的王朝，却只存在38年。为什么一个号称”甲兵强锐”、”风行万里”的皇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率土分崩”呢？以往人们往往认为，隋朝的灭亡，主要是隋炀帝不恤民力，暴虐为政所致。然而，一个王朝的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把锅全甩给炀帝，是有失公允的。其实，开创了“开皇之治”隋文帝，也负有不可忽视的重大责任。
一、隋政权先天不足，特别容易腐朽
隋王朝的诞生，与汉、唐、宋、明、清等朝代有所不同，不是建立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而是采用宫廷政变方式，从北周静帝孤儿寡母处轻易夺取的。
这种建国方式虽然容易，却带有先天不足的特征。为何如此说呢？
经历过农民战争而立国，不管统治集团是不是农民起义领袖，都能认识到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对天下民心不能不有所照顾。故而建国后都会采取与民休息、缓和阶级矛盾的做法。
但隋朝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并没有从广泛的农民战争中得到什么深刻的教训。所以，隋朝统治集团贪暴腐朽的道路，要比其它皇朝更快更容易。
隋朝统治集团，基本来自北周、北齐，而这些人，大多数出身于掌权数十年的高官勋贵家庭，他们甫一建国，都快速进入了奢侈腐化的节奏。
关陇集团的开山鼻祖
例如隋朝开国功臣李穆的家族，李穆死后，几个儿子不思建功立业，而是迅速陷入争夺家产、追逐高官厚禄的斗争中，李穆的第十子李浑居然指使凶手杀死李家的嫡孙，以便自己能争到父亲的爵位和家产。他成功后，迅速过上了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李穆家族本来是陇右威名最盛的大家族，在西魏北周时代一直都是官高位重、举足轻重的勋臣之家，结果到了隋朝，不仅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却迅速走向了腐化堕落。最终，这个大家族终因内斗、政治倾轧等原因而被全族诛灭。
李浑的惨剧只是隋朝高官贵族的一个缩影。
即使是以节俭著称的隋文帝，也好不到哪里去。隋文帝称帝第二年，为了显示新朝气象，便急不可耐地征发大量民夫，建设新都大兴城。大兴城旧址面积约70平方公里，是清代北京皇城的4倍多。
593年至595年，隋文帝又令大臣杨素在岐州造的仁寿官，杨素迫使民工平山填谷，营造宫室，工程紧迫，逼死几万人，死人被”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但隋文帝还给杨素大量赏赐，并称其为忠臣。598年，隋文帝又令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隋文帝还崇信佛教，到处”建庙立祀”“普建灵塔”，等等。不知耗费了人民多少生命和财富!同时，隋政府还对人民实行了重租政策。因此，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特别在其后期，广大人民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指出的:”不待炀帝之骄淫，而民已无余地以求生矣。”
二、均田制有名无实，人民倍受剥削
隋朝在经济方面最主要的措施是实行均田制。
这项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为农民生产者计口授田。但是这项制度并没有实施下去。
因为隋的建立，没有经过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扫荡，官僚地主没有受到起义农民刀劈斧砍的惩罚而减少，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也自然未受到农民革命风暴的有力冲击，所以，土地占有关系也必然得不到如同汉、唐等皇朝那样的调整和缓和。
隋朝虽然颁布了均田令，但这项制度不仅在南方各地未积极推行，即使在北方也未普遍而认真实行。其中暴露出很多问题。
其一，农民占田数不足。关中和河南、河北、山东均田制推行的比较普遍，但执行过程中很不公平。关中人多地少，一个丁男按规定可以分到80亩露田、20亩永业田。古代粮食产量非常低，亩产小麦百十来斤就算不错了，所以要占有大量土地才能维持生计。况且，这100亩田中还包括种桑、果、麻的分量，一家农户所有的副食和其他经济作物，也都在这100亩田中。但是在关中这种地方，一个男丁仅能分到20亩田，差距太大了。丰年还能勉强维持生活所需，一遇荒年，因为没有积蓄，很容易发生饥荒。
其二，统治阶级占田过多。隋朝对官员、宗室的政策非常优厚，诸王至都督可分永业旧百顷至三十顷。京官和地方官还有大量的职分田，如京官从一品至九品多者五顷，少者一顷。隋朝对勋贵的赐田也是经常而大量的，如隋文帝两次就赏赐给大臣杨素田一百三十顷，赐给来和”地十项”，对柳庄、陆知命等人也都”赐以田宅”。官僚地主还凭借权势和财力兼并土地。总之，他们占有的土地远比均田农民多得多。纳言苏威对这种官多民少的现象忧心忡忡，曾对隋文帝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民”，但不被采纳。
因此，隋朝自始至终，土地问题都十分严重，农民阶级与官僚地主的矛盾，也就显得特别严重和尖锐。这是隋统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王夫之在评隋朝均田制时曾说：“均田令行，狭乡十亩而籍一户，其虐民可知矣”，又
说”隋之速亡也，不亦宜乎!”这是很有见地的。
三、隋文帝“君富而国亡”
传统印象中，大多认为隋文帝作风节俭、对百姓相对宽容，赋税也比较少。
从一些史料看，确实容易造成这种印象。
隋文帝时，农民的调绢负担，比北周、北齐稍有减轻，役差不多，但是，对农民征收了比前代重得多的租粟。隋文帝即位后，就规定丁男（含丁男的妻小）一年输租粟三石，终隋世而未改。因隋文帝时度量衡有改变，旧三升才合新量一升，故新量三石当合旧量九石。在几个实行均田制的皇朝中，隋朝的田租剥削量比北魏、北齐、北周和唐朝都重得多，剥削率是最高的。
除正租而外，隋政府还通过义仓制度，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隋政府规定，义仓分三等纳粮，”上户不超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三至三十二，加到一起，剥削率更是远远超过魏、齐、周、唐。实在是精于搜刮。隋”国富”的秘密就在这里。
在封建社会，国愈富，则民愈穷。隋朝就是这样。
以隋文帝为代表的隋国家，正当”库藏皆满”之时，隋朝政治重心的京辅和三河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却过着”衣食不给”的痛苦生活，594年，关中大旱，广大人民无以为生，令广大百姓一路乞讨，去洛阳”就食”“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的隋文帝，不开仓赈济，而是找饭吃。一遇灾害，人民就无以为生。可见，隋朝广大农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虽然发展了生产，却未改善自己的生活，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被搜刮进了隋国家的仓库。总之，隋朝之富非民富，实为国富而民穷也。
北朝以来，社会矛盾积累的很深。早在北齐和北周统治末期，以及陈朝统治时期，北方和南方的阶级矛盾就已经相当尖锐了。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并未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相反，使阶级矛盾进一步积结和激化。
隋文帝统治时期，农民起义已经在各地不断发生。597年桂州李光仕聚众起义。同年，岭南人李贤据州反。602年，又有“交州人李佛子举兵反”。604年，熙州李英林聚众反。开皇一朝，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华阴一带也有很多小股起义武装。人民起义此伏彼起，连隋文帝也不得不承认”盗贼繁多”，只不过还未汇合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罢了。
四、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
隋朝统治集团，大致分为关陇、山东和江南三个大集团。这三大集团，由于各自利益属性问题，从隋朝一建国就互相抑制。
隋文帝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施行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质，就是把隐藏在世家大族门下的奴婢解放出来，变成国家的编户人口。关中的户口隐附问题，早在北周时代就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解决，但在北齐旧地和南陈并没有完全实行。这一措施从经济上限制和打击了山东和江南的世族豪强势力。
所以，当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关东和江南的地主阶级中，均”无勤王之师”。相反，在农民起义的高潮中，他们则纷纷乘机起兵反隋，以求割据称雄。关东梁师都、刘武周、罗艺和江南的萧铣、沈法兴等官僚地主的起兵即是。而官僚地主的反隋军，则是推倒隋政权的另一种力量。
隋文帝对自己的统治班子，也非常苛刻。
隋文帝的政权是篡夺来的。因此，他总是提心吊胆，怕人不服，经常处在唯恐别人夺权的精神紧张状态之下，于是形成了容易猜忌的政治作风。许多开国功臣，特别是手握重兵的将领，都被隋文帝残忍地屠杀和清洗。
隋文帝曾规定”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这就是说，功臣只能有职而不能有权。观德王杨雄是杨坚的亲属，但隋文帝嫌恶他威望太高，把他的兵权剥夺了。尚书仆射（尚书省的长官）杨素在隋文帝执政的中后期逐渐权重，文帝就暗示他不要到尚书省办事，业务交给各部的尚书干就行，从而把杨素给架空了。隋朝开国第一号功臣高颎，也因为在废太子事件上不合文帝的心意，被无情地剥夺一切职务。尚书仆射苏威也以与礼部尚书卢恺等”共为朋党”的罪名，被免官，”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灭陈功臣之首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先被免官，后又遭下狱。
开国第六年，因为长期受猜忌和排挤，开国功臣刘昉、梁士彦、宇文忻等人铤而走险企图谋反，结果全部被杀。有不逊之言但实无反状的佐命功臣王谊被赐死于家。597年，右武侯大将军虞庆则也以莫须有罪名被诛，功臣王世积怕被迫害，托病不参加朝会，但也被隋文帝找茬杀死。上柱国李彻因与高颖关系密切，也被隋文帝用毒酒害死。600年，出生入死，”有李广之风”的上柱国史万岁被杀，因死非其罪，故”死之日，天下士庶闻者，识与不识，莫不冤惜。
唐魏征总结隋朝的功臣，“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真是令人心寒。
隋文帝统治下，不仅”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
总之，由于隋文帝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政策失当，因此，他不能把统治集团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来，相反，大大削弱和分裂了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集团的力量。后来，隋炀帝继续并发展了隋文帝的错误政策，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更大的混乱和分裂。
所以说，隋朝之灭亡，虽说最终亡于炀帝之手，但许多原因都根植于隋文帝时代，正如魏征所说，隋之灭亡“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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