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历史鼎盛王朝——唐朝初期的一个治世，在公元627到649年的这段时间内，唐朝呈现出了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气象。
在众多对贞观之治的评价中，有一点尤为突出，以至于压过了另外一点，而这另外一点才是出现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通常来说，历史上对唐太宗的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作为其从政的亮点。例如对魏征的任用，魏征本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参与谋杀李世民，还当过道士，不过李世民虚怀纳才，不但把魏征收入麾下，还对魏征的直言进谏给予了极大的赞赏和宽容。
但有趣的是，如果不是长孙皇后的阻拦，李世民可能早就杀了魏征，而魏征也正是把握到了太宗初期需要笼络人才更需要笼络人心来维持他的统治，毕竟他的皇位得来的并不是那么光彩和正统。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唐太宗任用素有“房谋杜断”之称的房玄龄、杜如晦，但他能对他们委以重任或许是因为在宣武门之变中，他俩立下了汗马功劳，从对他们的奖赏来看，便是如此，同样对尉迟敬德的任用也是，尉迟敬德在宣武门之变中杀掉李元吉，救下了李世民。
对于唐太宗的评价或许正面的太多，其实在玄武门之变结束后，他还没有逼宫，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召集歌姬舞妓为他吹拉弹唱，其骄躁之性可见一斑，所以他对魏征的容忍不得不看做是演戏赚得个开明圣君的名头而已。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所谓贞观之治是假的，是历史撰写者的吹捧，通过对隋朝时期的人口、储粮和唐朝时期的对比发现，贞观时期根本不能和隋朝时候比，即便到了开元年间也才勉强达到隋朝盛世，还有观点来自于对部分史书的解读，认为唐朝吃隋朝的储备粮食吃了30年，才有了贞观之治。
虽然开篇笔者也对唐太宗的一些品评谈了独家看法，但是对贞观之治的过度黑化也是不应当的。首先，贞观之治为什么叫做贞观之治，而不是像开元盛世那样叫做盛世呢？或许后世的人对“治世”和“盛世”的误解造成的。
笔者认为，“治世”应当是相对于“乱世”而言，与“盛世”相对的则是衰世、末世，所以对贞观时期的整体分析要从“治”而非“盛”，不能将其重点放在经济上做比较。如果从“治”的观点来看，贞观之治出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选贤任能。这是直接原因，其实只是手段，根本原因是隋末乱世，并且可以追溯到隋炀帝杨广折腾的那些年，虽然国力强盛，但是折腾的人民的心智和精神，各路起义爆发后，人民苦不堪言，背井离乡，沙场枯骨。所以，李世民无论其人品、性格如何，最关键的是他顺应了民心。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李世民的大智慧，至于他在用人方面的考量也可以理解，只要顺应了国家发展的大思路就可以。
治世除了采用黄老之学，顺应民心，安定内部统治之外，对周边国家、民族的治理也是治世的一个表现，太宗时期，痛歼突厥、平定吐蕃、吐谷浑、高昌、西突厥，完成了杨广一生都没有完成的夙愿——征伐高丽，并且取得了胜利。所以，用辩证唯物史观来说，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李世民最大的贡献是顺应了民意。
二、开元盛世
正如汉朝时期，文景之治之“治世”之后，开创了“汉武盛世”之“盛”，唐朝在贞观之治之后出现了开元盛世，虽然这中间经过了武、韦两位女性对唐朝造成的时间断层，但是治世之理念和积累还是为“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之盛世打下了基础，更何况，总说武则天时期怎么怎么朝堂混乱，其实也是不科学的，否则，怎么能在唐玄宗即位十年左右便迎来了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
同样，笔者不在这里阐述帝王在选贤任能、制度改革等方面采取的措施，而是仍旧从大的历史趋势来分析。贞观之乱，在整体乱，特别是对基层、底层人民的迫害以及对生产力的破坏，导致民生凋敝，导致了唐朝一统天下之后，民心望稳的意愿强烈。而开元盛世之前同样存在过乱世，只是这个乱世不在下而在上，所以也就促使唐朝最高统治者以及政府统治阶层对安定治理的向往。但是这个乱世不能归咎于武则天，相反，武则天之残酷主要是针对李氏集团，而非整个唐朝，所以在武则天治下，唐朝—武周时期的疆域得到了扩大，也对李隆基后来开创盛世打下了基础，及至李氏对武氏的威胁减弱之后，再加上狄仁杰的中间调和，后来武氏之乱在后宫，而非朝堂。
那么乱来自何方呢？乱在后来的上官婉儿、安乐公主、韦后等人。由于李显软弱无能，政权落入韦后及安乐公主手中，韦后企图效仿武则天，成为另外一个女皇，驱逐张柬之，杀害太子李重俊，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放纵女儿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培植势力，后来竟合谋毒死李显。其实李隆基很早就培养自己的得力人手，暗中结交才勇，中宗被害之后，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等人发动政变，先发制人，在平定韦后之后，太平公主也生女皇之心，欲除李隆基，李隆基再次运用政治智慧及手段，最后终于将实际大权握在手中。
纵观这一时期，统治阶层的混乱导致了后来他们对安定的向往，也就齐心协力的缔造了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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