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是一件至今仍然搞不太清楚的事情。由于正史文献存在被篡改的嫌疑，就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测当时的情形。至今已经有关于隐太子李建成的军功、李渊本人在建国阶段的主导作用等等不同以往的观点。小编新发现几个线索，可以加深对此事的了解。如下：
天策上将府的真正地位以往人们都惑于李世民的威名，总以为天策上将府是一个类似北朝“太原霸府”甚至日本幕府一样的超级机构。而实际上，天策府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它的地位由武德七年的《武德令》确立，仔细辩读才会发现，这个机构其实没有什么权力，当时的建制派完全可以不理会这套系统。原因：
第一，天策府没有兵权，而太子东宫的十率府虽然排名在天策府、十四卫府之后，却是有合法兵权的。天策上将府虽然名列十四卫府之前，却不能典掌府兵，等于是个空壳子，李世民能合法掌握的力量就是这个空壳子天策府的全体属官及侍从人员，加起来确实最多只有几百人，书上说当时只有800人。当然玄武门的时候还被抽调走了一批官吏，满员的时候应该也就是千把人。名义上能够“掌国之征讨”，实际上没有兵，还是要通过朝廷任命才能掌兵。
第二，天策府的地位并不高。李世民地位最高的时候，其威势来自秦王这个爵位和“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两个正式官职。新旧唐书说的天策上将府“位在王公上”并不是事实。天策府的官员，其编制隶属于“京职事官”，平时是要服从京官的统一管理的。李世民只是能够自行选拔，不需要通过朝廷，但这个权力别人也有。
所以，李世民在玄武门事件之前的角色，是颇为尴尬的，表面上煊赫，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是有点可笑的，像是李渊故意拿他丢人现眼，要捧杀他一般。天策府的官员在长安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尴尬可笑的群体，在建制体系里是没有地位的，除非他们能够担任朝廷的正式官职，例如宇文士及在政变前的情况，“天策上将府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这个时候才是建制派的官员。在此之前，朝廷一旦有所征讨，也能够合法的调度天策府的军官，例如李元吉将秦琼、尉迟恭等人调走。而李世民的人马，除了那些最没有关系和实力的，恐怕都容易动摇。
《旧唐书·志第二十二 职官一》：高祖发迹太原，官名称位，皆依隋旧。……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候、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为十四卫府。东宫置三师、三少、詹事府、门下典书两坊。次内坊；次家令、率更、仆三寺；次左右卫率府、左右宗卫率府、左右虞候率府、左右监门率府、左右内率府，为十率府。王公以下置府佐国官。公主置邑司已下。并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又以开府仪同三司、 从一品。特进、 正二品。左光禄大夫、 从一品。 《旧唐书·元吉》：高祖将避暑太和宫，二王当从，元吉谓建成曰：“待至宫所，当兴精兵袭取之。置土窟中，唯开一孔以通饮食耳。”会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谮杜如晦、房玄龄，逐令归第。
玄武门事变前的意识形态之争以往人们忽略了李渊最后两年的几个政策，那就是尊儒和罢黜佛道二教。武德七年二月，李渊忽然在国子学举办了一场“释奠礼”活动。释奠，是皇帝以孔子门徒的身份进行的祭孔仪式，是文化政策尊儒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事件。李唐的孔庙建于武德二年，但没有记录李渊曾进行过释奠活动。他为什么会在武德七年去释奠呢？这是疑点之一。紧接着，武德九年四月，李渊下诏“废浮屠老子法”，两个月后玄武门事变发生，李世民杀掉建成、元吉之后大赦，同时立刻又恢复了浮屠老子法。这里非常奇怪，暗示整个政变在意识形态上是存在背景因素的。
《新唐书·高祖本纪》：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复浮屠、老子法。癸亥，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一般来讲，帝王在儒释道三家之中摇摆反复的时候，就是政局和社会存在很大变迁的时候。后世人们都知道李唐以老子的后代自诩，且会昌之前的唐朝是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何以李渊会有尊儒反道灭佛的举动呢？为什么李世民政变成功后，甚至还没有继位为皇太子时，就急匆匆地恢复佛道二教呢？
《旧唐书》里有一位相州方士，名叫傅奕，正是他鼓动李渊灭佛。其传记中写道，他的灭佛上疏由李渊交给群臣讨论，当时群臣只有一个太仆卿小官赞同，其他人全部反对或者中立，反对最激烈的是萧瑀。众所周知，萧瑀是南朝门阀的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佛教居士。道教，则是齐岱门阀士族的传统信仰，在南朝也是主流信仰之一。尊儒的传统主要来自北周，宇文邕曾经灭佛，释奠记录最多的人则是隋文帝杨坚。按照古代政治的常理推测，李渊最后两年已经有很极端的中央集权倾向，正在重蹈隋朝的老路。这个集权过程得到了建成、元吉的大力支持，却不被大多数贵族高官所认可，但他们大多敢怒不敢言。李渊针对的当然主要是关东门阀和南朝门阀，对关陇勋旧，他主要通过笼络和威慑两面手段来巩固，在武德元年就早已“约功臣恕死罪”，所以基本盘是稳固的。
《旧唐书·傅奕》：……又上疏十一首，词甚切直。高祖付群官详议，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之争论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李世民在这轮中央集权过程中彻底失势，成为最大的失败者，到玄武门事变前，他已经被褫夺了正式官职，手上仅有800人天策府和秦王府两套班子成员。他断然铤而走险，长安城中大多数都观望，且消息传出后，没有一个贵族高官出来说话，只有太子齐王系统的藩王起兵。这就说明，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父子三人最后几年已经成了杨坚父子一样的人物，得罪了大多数门阀势力。玄武门时间得到大多数门阀势力的支持，他们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轮杨坚杨广父子的那种荼毒之祸。这一切都是因为李世民不甘引颈就戮，铤而走险、英雄本色。
《旧唐书》隐太子和齐王传里还提到一个证据：在双方冲突最激烈的时期，李世民可能向李渊摊过牌，愿意接受“梁孝王模式”来解决危机，即李世民带着全部势力退出长安，去洛阳自立门户，只要不造反就行。但这个方案李渊、李建成、李元吉肯定是不同意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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