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的原罪,是让在乎名声的李世民努力克制自己的心理根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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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谈我的看法。

一、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责任

现在很多人把玄武门之变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李世民,似乎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精心策划、而且蓄谋已久的一次旨在篡位夺权的政变。

而实际情况如何呢?

根据史书记载,在武德九年(626)五月太白经天事件发生后,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意思是李世民要取代李渊当皇帝。李渊因此对李世民产生了杀意。李渊的这一变化,被李建成迅速掌握,于是,李建成与李元吉制定了昆明池兵变计划,准备利用李元吉率军增援盐州乌城的机会,在昆明池饯行时,派人刺杀李世民,同时,由李元吉在军中坑杀秦王府的核心人物尉迟敬德等人。这一计划被李世民安插在李建成身边的率更丞王晊密报李世民。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为了自保,才临时决定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之变,反击李建成和李元吉。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认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目的是为了自保,但是,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存在一定瑕疵,如果李世民能等到李建成先动手,然后再反击,就好了:

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

据此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目的是为了自保,这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只是自保的方式。因此,所谓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原罪”,其实非常小,顶多是方式方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且,后发制人,虽然可以完全占据道德制高点,但是,风险也会相应大很多,万一李建成首先动了手,李世民能否成功反击是存在较大变数的。

既然没什么所谓的“原罪”,也就不存在因此克制自己的问题了。

二、李世民是否在努力克制自己

玄武门之变的原罪,是让在乎名声的李世民努力克制自己的心理根源吗?

我看现在网上不少人认为,李世民因为背负着玄武门之变的心理负担,因此,在贞观年间一直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果真如此吗?

李世民的欲望是什么?他喜欢骑射,喜欢打仗,当然,与正常人一样,也喜欢享乐。这些欲望,李世民克制了吗?我们逐个来看看:

(一)骑射

据《资治通鉴》记载,早在贞观元年(627),李世民就因为过于喜欢骑射,而被大理少卿孙伏伽批评: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

据此看,当时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仍然是当年秦王的做派,不但喜欢骑射,还喜欢在近臣面前表演,真没看出李世民曾克制过什么。

关于李世民骑射、打猎的记载,从贞观初年开始,可以说比比皆是。

只不过李世民射猎,会尽量不违农时,不劳民伤财,因此,对百姓造成的影响不是很大而已。

(二)打仗

打仗是李世民的一大特长,也是爱好。贞观年间,唐朝对外战争始终存在。贞观四年(630)平定突厥,贞观九年(635)平定吐谷浑,贞观十二年(638)击败吐蕃,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贞观十五年(641)击败薛延陀,贞观十八年(644)平定焉耆,贞观十九年(645)重创高句丽,贞观二十年(646)彻底平定薛延陀,贞观二十三年(649)平定龟兹。

只不过,李世民打仗从来都是量力而行,不像隋炀帝那样好大喜功,每次出动的兵力都不是很多,最多也就十多万人,而且几乎都在外线作战,还几乎每战必胜,因此战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比较有限而已。

(三)享乐

这方面,李世民也从来不亏待自己。

从贞观初年开始,李世民就隔三差五的跑到九成宫等地避个暑,游个玩什么的。九成宫,洛阳宫等,基本都是贞观早期就修建的。

只不过,李世民修宫殿也是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就办多大的事儿,不透支国力,因此,并未因此激起民怨。

综合以上分析,李世民并未故意克制自己,他只是办事遵从一个度,量力而行而已。

以上是我的一点简单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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