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于万历虽然有些绝对但也不是没有道理。万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在本身没有能力打破“皇权—文官”共治模式下，采取了消极破坏方式。
从汉到明，皇帝最怕夺权，由此，武将权力日渐衰微，文官权力日渐高涨。这是历史规律。到了明朝已经形成稳定的“皇权—文官”共治体系。
皇权的主要代表就是皇帝，同时，也只有皇帝能够代表皇权。无论是历史上的后宫外戚还是宦官系统，都是依托于皇帝存在。
（1）“皇帝—文官”系统内部各有各的职责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接受臣民的崇拜，敬仰，代表士大夫阶层治理国家。文官集团则辅佐皇帝处理具体事务，接受皇帝的领导，忠诚于皇帝。
在这个系统内，皇帝与文官各司其职，共同为帝国的繁荣昌盛努力。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文官集团（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为准则的知识分子）的领袖，他不仅要按照儒家的“圣王”标准履行既定的义务。包括参加祭祀，按时上朝，勤于政务，信任大臣等。同时也要充当最高仲裁者，即当文官集团有争论时，皇帝有必要对争论盖棺定论，防止文官的分化。
（2）万历的做法
万历十五年以后，他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消极罢工。长期居于深宫，不再参与祭祀，也不再例行早朝，不再对重要人事调整做出决断。总之，需要皇帝到场的场合他不再参与，需要皇帝做出决断的事他不再决断，选择置之不理。
关于万历罢工的原因则不再赘述，或许是他对文官集团的虚伪消极对抗，或者是因为身体原因不便上朝，总之，帝国的最高领袖不再愿意与文官集团合作，共同治理国家。
（3）皇帝--文官共治的模式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皇帝只要不胡作非为就不会打破这个模式的平衡，即使皇帝无能、不干事儿也能有效的维持帝国地运转。
万历的问题不在于他无能、他不干事儿，而在于，他是私底下干事儿，干的事儿都是威胁这一“共治模式”的事儿。
例如万历牢牢地控制住了宦官集团，当然，晚年时期开始失控。那么，宦官与文官从历史上说就是一对矛盾。
万历重用宦官本身就是来对付文官系统，因此，万历不再履行既定的法定义务的同时，更在暗中破坏整个文官制度。由此，“共治模式”彻底失效。
皇帝开始不重视文官，文官也就开是不在“效忠”皇帝。由此，掀开了“官宦之争”、打开了“清朝贰臣遍布”的大门。
毫无疑问，万历皇帝显然就是明朝文官制度的破坏者。
本文作者：坐古谈今特邀作者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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