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的社会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明亡，除了天灾（小冰河时期）外，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后，当时的统治者崇祯帝朱由检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社会矛盾转移，才会走向最后的绝路。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崇祯帝在登基的最初几年里还是有机会拯救大明的。
可惜，没有经过帝王系统教育的崇祯帝，真的应了那句“当局者迷”的古话，以至于在他做皇帝的十八年（天启七年登基，崇祯十七年明亡）里，局势颓废的无法收拾。
期间，即使有大臣提出了解决方案，如：和后金议和、迁都南京等，如果实施，也许，大明还能延续，但最后也都被所谓的道德所束缚，而导致无力回天。
明亡，不可避免。
那么，明末社会矛盾有哪些呢？汪郎以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无法遏制的文官集团导致中央权力失衡，诱发了政治、经济等其他问题。政治，讲究的是平衡！
自明初“仁宣之治”以来，明朝文官集团在经历了洪武、永乐的低迷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而相对应的，在皇权扶持下，宦官势力也随之抬头，成为和文官相抗衡的一股力量。
天启朝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本质上，就是皇权支持下和以东林为首的文官集团抗衡的势力。
崇祯登基后，剪除“阉党”是没有问题，但没有扶持自己的亲信宦官在朝中形成势力，使文官失去了被皇权监督下的约束，从而导致了众多问题的爆发。
1、党争延续，文官大都陷入了党争，为国忧愁，为民生计者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纵然，明末党争始于万历，在天启朝时得到加强。朱由检登基后虽然剪除了阉党，但他不愿意扩大打击范围，只是对阉党核心成员开杀戒，这也就使得很多外围阉党成员隐藏朝中，从而促使党争在崇祯朝得以延续。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崇焕之死。
袁的死固然有朱由检对他的猜疑，但实质却是阉党残余势力以及部分阴谋者试图借袁崇焕打击东林钱龙锡（关于袁崇焕，汪郎会专门写文讨论），从而对东林发起攻击，夺取崇祯朝的大权。
而党争的恶果就是，参与党争的人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顾自己的政敌提出的策略是否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又失去了东厂、锦衣卫两大耳目的信息提炼，朱由检逐渐失去了对朝堂的掌控。
2、财政困难，赋税来源由天启朝时期的商人为主，转为了农民为主，沉重的赋税压垮了农民的肩膀。
“士农工商”是封建王朝的社会等级制度，商人无论各朝，社会地位都是最低的。然而，明末时，这种情况却完全颠倒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成为上层社会的主流，“士商工农”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以农为本”的大明朝，农民居然沦落到了社会底层，这是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原因，而文官势力是导致社会阶层变化的根本原因。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蓬勃发展，使得朝堂上的文官其背后都有商人背景，如：东林党代表的是江南新兴工商业和小地主阶层，浙党的背后是海商和大地主，齐党、楚党依附的是权贵和传统内地大地主阶层等，这也使得万历、天启两朝收取商税时遇到的阻扰是很大的，但因为各派之间还有不同的政治诉求，故此，朝廷还能收得上商税。
然而到了崇祯朝，因为没有了宦官势力，有的只是不同的文官派系，故而各派虽然在政治上进行斗争，但在赋税上却达成了同盟，完全转嫁到农民头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二、土地兼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失地军户成为明末起义军的主要来源。如果说党争是扒开大明朝的屋瓦，那么土地兼并就是在挖大明朝的墙角。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农民是一个王朝的根本，一旦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那么这个王朝离灭亡的时间就不远了。
明朝的土地兼并分为两种情况，而这恰恰是明太祖朱元璋构建大明的根基。
1、地主官僚阶层兼并土地。
因为元末动乱，导致大量无主土地的出现。洪武时，为了天下安定，朱元璋实行了“修养生息”的国策，建立黄册、鱼鳞册制度，统计人口，分配民田，减少官田，并鼓励农民垦荒。
但随着明朝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商业），尤其是明朝官僚体系制度的日益完善，百姓为了躲税、避税，以及民间地主阶层的强取豪夺，明初制定的黄册、鱼鳞册制度相继遭到破坏，土地开始集中，失地农民增多，开始向经济发达的城镇聚集。
但无论是江南，还是内陆，工商业的承载量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沦为流民，逐渐成为明朝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2、卫所千户、百户兼并土地。
军户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初实行“休养生息”国策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军事卫所以及军队屯田制度，一方面加强了大明对地方的军事威慑，另一方面加强了军队自给自足，减少中央财政支出的压力。
平心而论，这是一项近乎完美的军事制度，但问题就在于，朱元璋忽视了军户们的繁衍能力以及对改变身份的渴望，同时还忽视了地方卫所的指挥官千户官、百户官对财富的渴望。
这样的后果就是，因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导致很多军户在户籍上受到束缚，一人从军，世代从军，无论是走科举道路，还是脱籍，都很困难；而那些卫所的千户官、百户官，虽然为官，但也因为身份的限制，无法向民户那样自由，财富垄断只能是兼并自己手下军户的土地。
关键还在于，无论戍边，还是征伐，军户还要承担各级官僚对自己役使，月粮克扣，故此，到了明末，军户逃亡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
逃亡的军户也就成为明末另一股不稳定因素。
三、军人尾大不掉，募兵制的军队和家丁制的军队开始不受朝廷约束，逐渐转化为地方军阀。军户制度的破坏，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军事制度的改革，迎来的是募兵制和家丁制，但这也造成了明末另一项社会矛盾，即，日益军阀化的地方军事首领和中央集权的矛盾。
何为军阀？即以武力为后盾，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虽然承认中央政府，但更多是我行我素，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
而在中央集权下，对于地方军事首脑的要求是，以兵部指令为行事准则，接受兵部的领导和指挥。
事实上，明初的军人地位是很高的。
然而，随着明初“文武共治”的政治架构，转变为“以文为尊，以武为卑”的制度格局，军人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哪怕是官职上的同级别，以文御武的思想已经达成共识。
在这样的观念下，尤其是在大明面临着内忧（农民起义军）外患（后金）的情况下，掌握一方军权的地方总兵，在发现中央政府的权威减弱下，趋于军阀化或者彻底沦为军阀也就非常明显了，如崇祯朝时的皮岛毛文龙。
先不论毛文龙牵制后金的作用大不大，但毛文龙不受朝廷控制，转变为军阀的趋势已经明显。
而在崇祯朝，已经彻底军阀化的当属辽东关宁系中的吴三桂，除此外，还有驻扎在九江，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
而在陕西，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被督师孙传庭斩杀的贺人龙，也已经是三秦土地上有名望的军阀了。
而南明江北四镇之一的刘泽清，在崇祯朝时，竟然杀了南下的文官给事中韩如愈，军阀骄横可见一斑。
军阀化的大明地方总兵，会带来什么危害？他们无视律法，军纪败坏，纵兵掠夺，甚至杀良冒功，抢掠妇女，加深了明朝的社会危机。
汪郎说：当然，明末的社会危机远不止这些，汪郎也只是管中窥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纵观崇祯一朝，占据朝堂的大都是一群争权夺利的投机分子，如果要追溯明亡的真正原因，汪郎以为，文官权力不受约束，以至于文官制度的溃烂也可以算是一个主因。
王朝的衰亡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汪郎以为，尽管明初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江山可以万世永固，制定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已经是近乎完美的国家制度，但他的后世子孙不努力，或者说历代明朝皇帝思变的不彻底，没有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上寻求进一步的精益求精。在已经诞生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资本主义萌芽）下，没有寻求更先进的制度来匹配，反而继续步入历代王朝的老路，灭亡也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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