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敲响大明朝丧钟的农民起义拉开序幕。要论明末义军最具威胁的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了。终崇祯一朝，这两位义军领袖与明廷纠缠了十七年，最终埋葬了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朝，逼死了被众臣耽误的崇祯皇帝。
与此同时，早已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集团，褪去了后金粗糙的装备，换上了大清狰狞的坚甲利炮。他们要趁着中原鼎革，大顺与大明两败俱伤之际，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事。
如果没有农民军在后掣肘，后金能否独立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呢？
如此脑洞大开的问题，咱们不妨大开脑洞的分析一下。
一论明末农民起义的影响明末农民起义起于陕北，从天启末年陆续开始。由于民生凋敝，天灾不断，明廷由于辽东战事而多次加征赋税，导致流民不断。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
崇祯四年，义军进入山西作战。原本各自为战，分散流动的义军开始联合。
崇祯六年，在高迎祥的统一指挥下，义军已经有20余万之众。开始大兵团协同的义军具备了与明军激烈野战攻防的能力。于是义军通过不断的穿插迂回陕西、河南、湖南、四川等地，避开明军主力，各个击破明军驻守的城池。牵制和消耗了大量的明军兵力。
崇祯七年和崇祯八年，义军分别遭到了明军陈奇瑜部和洪承畴部的严厉征剿。虽然义军遭受了重创，闯王高迎祥也战死，但义军仍然攻破了明中都凤阳，烧毁了明祖陵，明廷朝野震动。
在十三年的艰苦征战中，义军经过了发展壮大，受挫跌入低谷，再二次壮大，又遭受打击的起伏。
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间，以李自成为首的义军相继占领了洛阳、襄阳，突破了明军主力的战略围堵，而后三打开封，在潼关全歼孙传庭主力，拿下西安，席卷关中。已形成东进中原，北上出山西与大明朝争夺天下的态势。
义军的另一支张献忠部也已饮马长江，效法当年陈友谅顺江而下，觊觎江南半壁。
天灾人祸集中爆发的崇祯一朝，基本上就是在这些吃不饱，没活路的“流民”不断突破生死极限、完成浴火重生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了。
也许，只有当年要过饭的朱元璋才能对这波澜壮阔的景象感同身受。
二论后金实力的分析后金，就是当年“成化犁庭”幸存下来的建州女真。
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大明朝的建州卫都司龙虎将军努尔哈赤脱离明廷序列，自立为后金汗国的天命汗，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反明。
到了1636年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之前，后金以沈阳为中心，已经牢牢地占据辽东全境。
趁着明朝内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后金相继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剪去了明朝东西羽翼，使得原本处于对后金合围态势的大明，反而陷入后金的反包围。处于两线作战，不断消耗的劣势。
皇太极时代的后金，不但继承了努尔哈赤凶悍的战法，也逐步引进汉人的政治制度对原本落后的后金体制进行改革。继续加强满八旗的同时，扩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仿效明朝的体制，改元称尊，延揽各族人才。逐步形成了入主中原的战略意识。虽然后金的人口，兵力相较大明都远远不如。但不要忘了这是一个新兴的集团。从萨尔浒大战起，到努尔哈赤倒下的宁远之战；从宁锦之战的失利，到逐步拉近与明军的装备差距；从努尔哈赤时代的一味屠杀，到后期收编汉人和策反明军，最后清军入关逐鹿中原的主力基本上就是改变后的明朝降军。
后金的其兴也勃焉，正好对标明朝的其亡也忽焉。
三论明朝灭亡的根源1、天灾人祸，南涝北旱，粮食歉收，大量失去土地的饥民成为流民，逐渐成为明末最具危险性的破坏力量。
2、因为辽东战事起而自万历末期以至崇祯逐步增加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直接导致了明末农耕经济的破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爆发，也宣告了明末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
3、万历怠政导致那些原本各自上书的言官们，逐步的依附于有威望的重臣门下，以增加话语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朋党。万历一朝，最大的政治遗产不是张居正的改革，而是这臭名昭著的党争。
像后来的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甚至阉党等等，从之前简单的政见不同，慢慢的发展到左右政策，打压对手，扶持同党，最后竟然变成了不分是非，只要不是同党就残酷打击，不顾国家利益的地步。
直到李自成兵临城下了，朝廷上的党争也没有停息。深受其害的不只是崇祯皇帝和他的将领们，他的祖父和兄长又何尝不是呢？奈何大明朝已经回天乏术了。
结论有句老话说的好，“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一世裤穿隆”。这句话很适合后金的走势。
相比较末世的大明朝，军事策略的得失成败只是表面问题。核心问题是帝国上下人心尽失，皇帝濒临崩溃，举措失当；各级臣工各怀鬼胎，阴奉阳违，大明从里到外俱已烂透。
历史没有如果，即便没有农民起义，明朝也必然会被新的力量所取代。后金也好，大清也罢，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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