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魏忠贤当权以后不仅没有造成所谓“足够恶劣”的影响，而且明帝国的边疆形势和财政情况还有所好转。真正给帝国造成“足够恶劣影响”的，恰恰是自诩“清流”的、魏忠贤的对头——东林党人。
客观地看，对于政治斗争而言，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忠”与“奸”，魏忠贤当权后，用残忍的手段整死了十几个东林党人，后来东林党反攻的时候，又同样杀了一批“阉党”。两派政治力量展开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双方下手都比较重。
这里面的恩怨是非，如果单纯以东林党的记录来作为评判，恐怕难以明断。既然双方都打着为天下为国家的旗号，都指责对方“乱政”，那么最好的标准，还是应该看他们通过政治斗争打倒对手以后，是如何来施政的，以及施政的实际效果如何。
通俗点说，就是“别看广告、看疗效”。
魏忠贤上台前，东林党丧师失地魏忠贤垮台后，东林党玩完明朝
魏忠贤上台前，东林党也是当权三年，但造成的恶果，对比魏忠贤的三年严重得多 。
至于后来魏忠贤完蛋后，东林党人作为“清流”更是一直当权，以至于清朝人修的《明史》无耻地称之为“众正盈朝”，那么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后果就是，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 长达276年的江山社稷以皇帝自尽的方式终结（比清朝267年还长），崇祯留下的遗言是：“文臣皆可杀”。
实事求是地讲，东林党就是一个腐败无耻的政治集团，其成员大多具有道学家一贯的伪善特征，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就象现在的某些“公知”一样，说的东西与写的东西非常能打动人，而背后根本不关心人民的死活，尽干一些无耻愚弄大众的交易。
东林党在魏忠贤之前当权的三年，主要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把万历征收商税的税监给废除了；第二就是把辽东辽西丢了，丧师十万、失地千里。
他们出于党派私利，让熊廷弼英雄无用武之地，犯下了失地的死罪，然后官僚集团按程序判处他死刑，等待皇帝最后批准。
可一转身，我们熟悉的一幕发生了，这个官僚集团又收受熊廷弼的巨额贿赂，为他保命。他们嘴上喊着要促进国家政治清明，喊得真是震天响，可真正掌权以后，既不反腐败，也不抑制土地兼并，更不打击商业垄断，天天热衷于排除异己拼命敛财、拼命给大商业资本减税，加征的军饷全部摊派到最穷苦的农民身上，除此以外，啥正事儿都不干。
他们在魏忠贤上台前集体把持中央权力三年多，干的正事还不如海瑞一个人在应天巡抚任上七个月干的多。这种愚弄大众同时又装着一身正气的政治集团，要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清正廉明之士，你相信吗！？
魏忠贤严刑整肃东林贪腐集团降低田赋并禁止官僚垄断商业
而魏忠贤当权以后，首先是以严刑峻法整肃东林贪腐集团，我们先不管这是不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但其结果就是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被送进了监狱或者被抄家；第二，就是在天启皇帝的示意下，恢复了太监监军制度，建立了一个独立于文官体系来指挥战争的系统，让中央绕过文人官僚有了制约地方军头的权力。 这直接导致了天启年间，明朝守住了九边一线，后金势力从未成功入关过。
在内政方面，天启五年十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六君子”下狱死后三个月，天启皇帝就下诏（在魏忠贤建议下）提出了几条在现在看起来也非常理智的改革措施：
第一条，是降低田赋负担：“天下田赋因比年东西未宁，军兴费重……小民困累极矣。其免天下宿逋一年。以补纾目前新旧并征之苦……小民拖欠者尽行蠲免”；
第二条，是降低人民养马的负担。因为马户需要寄养朝廷的军马，一旦马匹生病、死亡或者被认为变得瘦弱了，就会被要求赔偿，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诏书下令，以后出现类似情况，如果经过勘察，养马户“无作践情弊”的，“准免陪补”；
第三条，就是增加商税来充当军费：“各路关津隘口，商货经由处所，曾经万历二十七年等年设立征榷者，近因新旧兵饷诎乏至极，暂议开复”。这就把万历年间新增的商税而被东林党废除的部分重新恢复了；
第四条，禁止地方官僚集团私自从商业活动中抽分。“有擅立牙行、私抽税钱、网利病民者，抚按官严行查革参奏重治”。
所谓“擅立牙行、私抽税钱”是地方官僚比较喜欢干的事。他们一方面反对国家依法征税商税，另一方面垄断地方商业活动谋利。
这里补充一句，有人说不该加重商税，但对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来说，不给商人加税就意味着给穷人和农民加税，面对后金的军事威胁，如果不能采用果断的雷霆手段，该收的税收不上来，让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吃不饱穿不暖，那就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做法。
魏忠贤倒台前内政和战争都有改观天启皇帝不是一个昏聩无能的皇帝事实上，天启皇帝去世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魏忠贤倒台前），对后金战争的局面已经相比东林党人的时期，有了很大的改观。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虽然谈不上是什么胜利，但毕竟重要的城市是守住了，没有出现沈阳、辽阳和广宁那种奸细给敌人打开城门失守的情况。
此外， 天启皇帝又命令魏忠贤把喜峰口等长城北部的关口整修一新，加以重兵防御。蓟门、山海关的坚固防守配合毛文龙后方进攻的抗金战略基本成型。后金正面强攻无法取胜，后方又面临威胁，内部辽民逃亡叛乱不止，粮食紧缺，在战略上开始逐渐处于被动态势。
除此以外，魏忠贤还用了两年的时间，花费了五百多万两银子，把万历二十五年被雷电击毁的三大殿修建完成了（至今的保和殿大部分就是那时修的）。而万历皇帝时期想要修，文官集团给出的预算一开口就是一千五百万两银子，吓得万历皇帝到死没敢开工。
《熹宗实录》中有记录的天启皇帝出席早朝，与大臣们讨论政务的次数就有一百九十多次，平均每个月两到三次。东林党执政时期，整肃东林党时期和魏忠贤完全掌权的时期，上朝的频率都差不多。
崇祯皇帝对哥哥并不以为然死后谥号为明思宗含义深刻
对文官集团腐败无耻的了解，天启皇帝知道，但是即将继位的信王朱由检（后来的崇祯皇帝）不知道。
作为藩王，按明帝国的祖训，朱由检是完全不能过问朝政的。兄弟之间感情挺好，逢年过节朱由检都要进宫向哥哥请安。但这种礼节性的联系，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沟通，让朱由检知道真实的宫廷内务和高层决策机制。
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信息单向透明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到处宣传魏忠贤如何联合客氏迷惑皇帝、迫害忠良，在宫内杀死宠妃、迫使皇后堕胎，甚至图谋篡位等等，把魏忠贤描写成了心理变态、祸国殃民的“权阉”。
因此，到了天启皇帝弥留之际，握着朱由检的手嘱咐他魏忠贤如何可用的时候，朱由检虽然表面点头称是，内心却完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己这个哥哥已经被魏忠贤迷惑，晕了头、中了邪，竟然临死还要为魏忠贤这种极品太监说好话，真是昏庸到顶！
最后，天启死后，崇祯觉得已经布置成熟了，将魏忠贤发往孝陵闲住。
魏忠贤一走，东林党立刻发动大规模的弹劾，之前杨涟的“二十四罪”又被翻出来重新弹劾一次。崇祯皇帝立即决定，派锦衣卫去将魏忠贤逮捕回京受审。在锦衣卫还没有到的时候，魏忠贤知道消息，在半路自缢身亡。
这里并不是说太监集团就有多好，问题是，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人失去了制约！
东林党的反击是极为残忍的。魏忠贤虽然死了，仍被下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客氏先是被发往浣衣局洗衣服，没过多久又被下令用鞭子活活打死。魏忠贤的亲信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那些与魏忠贤结盟的官员们被打成“阉党”，包括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崔呈秀在内的二十五人被处决，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东林党全面起复。在清朝人记录的历史中，朝廷再次出现了天启初年那种“众正盈朝”的局面：政治清明、人才济济，国家似乎大有希望……
那么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东林党上台，除了人事变革以外，就是把魏忠贤在位期间的“恶政”统统加以废除，最重要的当然是减免盐课和商税，保障大盐商和其它即得利益集团的权利。然后，对魏忠贤制造的各种打击贪腐的“ 冤案” 加以平反，黄山采木案中的吴养春一家，没收的财产六十多万两银子，从国库里拨出来全部退还给吴家，其他各种被贪污罪名整肃的东林党人的财产，也都一一翻案退还。
这样一整，中央财政马上就非常缺钱了。东林党人提出了两个方略，第一是减少军费开支；第二是裁撤部分驿站。东林党的根据地东南地区的驿站很重要，当然不能随便裁，但是西北地区的驿站，实在是没什么用，所以就被大幅度裁撤了。
这两个方略很快就引发了两件堪称蝴蝶翅膀微微颤动的“小事”。
第一件“小事”是军费被压缩以后，辽东军饷很快就不够了。崇祯元年的八月，宁远爆发兵变。当时宁远守军的粮饷已经拖欠了四个月，计五十三万多两银子。新上任的辽东巡抚毕自肃连续九次上疏，请求拨付买马款、买军械款、赏金、月饷，但户部没有下拨任何资金。士兵们冲进辽东巡抚衙门，将毕自肃、总兵朱梅等捆绑起来索要粮饷，衙门里面的敕书、旗牌、文卷、符验等，散碎狼藉，荡然无存。毕自肃无力解决，上吊自杀。
宁远兵变发生的时间，距离天启皇帝去世已经一年，距离魏忠贤自杀已经八个月。而粮饷的拖欠时间是四个月，其责任显然在崇祯皇帝和重新当权的东林党头上，怪不到魏忠贤头上。魏公公当政的时候军饷都是按时足量发放的，从来没有因为缺饷发生过兵变。
第二件“小事”就是西北地区的驿站被裁撤以后，有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失业了。他走投无路，选择了造反。
这两件事在当时还看不出来对明帝国有什么影响，但后来大家才知道它们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最后，来一个非常灰色的结尾：
崇祯皇帝在人生的最后一天，曾经问过参与清算魏忠贤的大太监曹化淳对魏的评价，曹化淳说“若忠贤在，事必不如此”，崇祯听后默然。
崇祯死后，他的曾经的臣子们拥挤在新主子的门前，竟无人替他收殓，当然更无人提出修建陵墓和给与这位汉人王朝的末代皇帝谥号，但最后的胜利者清朝给了他陵墓和谥号。
这就是至今仍在北京郊区的“思陵”。
谥号为“思”，谥号里什么叫“思”呢？
官方的注释是：
“外内思索
追悔前过”——
是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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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明史》
《熹宗实录》卷64
《明会要·食货五》
《熹宗实录》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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