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国煇
选自：《台湾与台湾人：追求自我认同》（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1）
戴国煇（1931-2001）
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海外著名中国问题研究者，台湾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知名统派的理论家。20世纪在日本主流学界、舆论界颇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学者。旅日40年间，他以“台湾出生的客家系中国人”身份，知日而不亲日，活跃于20
世纪日本的主流学界、舆论出版界。由于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他长期不得返回故乡台湾，但其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台湾，始终以“隔离的智慧”，以敏锐的眼光，以“内在自由之崭新境界”，观察着、记录着台湾历史的发展。他在20世纪70
年代首开研究“雾社事件”“二二八事件”风气之先。他批判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伤害、“台独”理论的贫乏、“台湾民族论”的荒唐。他提出“台湾主体性”概念，研究台湾认同问题，解决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以“睾丸理论”说明台湾的活力必须扎根大陆，主张海峡两岸保持自立与共生的关系，“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一致对外，对内可用和平手段来协商、沟通及调适”。
主要著作有《台湾雾社蜂起事件：研究与资料》《二二八史料举隅》《台湾结与中国结：睾丸理论与自立、共生的构图》，于
2011年在台湾出版《戴国煇全集》（27册）等。
国煇和我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兴趣，主要是我们都是关心社会史，尤其是长程的社会发展，不是短程的事件。我们相逢且比较常见的时候，大约在1985—1990 年之间，我在台湾，他也在台湾，我们常在杨懋春先生位在桃园的工作室相逢。杨先生是台大农业推广系的教授，他在桃园有一个工作站。当时有一个小型讨论群，成员包括杨先生、邹文海、吴聪贤、唐美君、李亦园、国煇和我，常常见面，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他是一个客家人，桃园本地的客家人。我呢，应该讲是“新客家”，1948 年以后，把台湾当作新家。新、旧客家都有相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新到的地方，我们怎么样理解过去，怎么安顿和定位自己？他经常记挂，如何将数以吨计的书籍，搬回台湾；我则正在烦恼，如何摆脱台湾官方人士对我的干扰，俾得安心工作。
他所关心的当然是台湾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来，台湾确实不幸，颠颠簸簸，从日本占领到1945 年回归中国，然后中国内战，国家分裂，台湾变成两方对抗中的一方。这个时候，台湾找不到自己在历史上怎么定位，犹如一个孤儿：有一段时候，寄养在别人家里面，寄养的一段过程，总是留下许多的记忆，更留下许多伤痕。五十年了，台湾的伤痕够深的。
国煇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台湾少数民族在日据时代，遭逢了怎么样的情景。一般来讲，少数民族在日据时代，日化相当深，他们几乎都会说日本话，这是因为移居台湾的汉人，并没有尽力推广福建话、广东话。当日本统治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却全力贯彻了日文教育。二战期间，许多少数民族青年被调到东南亚去作战。少数民族去南洋作战的人数，大概比台湾广东、福建两省来的后代，在比例上更多一些，虽然人数上不一定更多。
所以这一段历史，使得国煇相当关心，日本当局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他从日据时代官方记录发掘出，日 本当局如何从小小临时事故，发展为全面镇压，竟出动正规军，使用现代武器，甚至飞机和大炮，发射毒气弹镇压少数民族。人类史上，宗主国对自己殖民的居民，以如此残暴的方式处理，实属罕见。
这个记忆在日本长期统治期间被蓄意掩盖，却致力于表扬少数民族军夫出征东南亚，或少数民族少女又是如何相送日本青年军人出征，视作非常浪漫的一段过程，谱为情歌，如“沙林之爱”等赞扬歌颂。国煇根据日本官方档案，揭发日本殖民当局在“雾社事件”中的残暴。他的作风，当然和许多亲日的“皇民”后代，在意见上有相当大的差距。“皇民”是日本在台湾培育的一批亲日分子。他们改用日式姓名，日常使用日语，自动同化于日本，这就是“皇民”。台湾最显赫的“皇民”是李登辉，所以“客家”戴国煇和“皇民”李登辉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非常不一样。
第二桩国煇费心研究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知道1947年2月28日，发 生那一段非常不幸的动乱，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陈述其历史上的意义。我仔细阅读过许雪姬和赖泽涵等人受委托撰写的一篇报告书，内容相当详实。可是，也有人还认为当时台湾人是反对中国人，不一定是反对当时的中国政府而已。也有人对于当时罹难人数（多少大陆人？多少台湾人？）持不同的说法。等到台湾当局开放，“二二八”不再是禁忌话题，这时候当局决定赔偿“二二八”受损害的遗族，由当时“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主持发放赔偿费事宜。到现在为止，大概真正登记、取得补偿的人数，也就二千多人，这和上述许、赖报告的估计其实相当吻合。当时罹难者总数并没有三万多人，而且有一批受到冲击的大陆人，或已死亡，或已离开台湾，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补偿。牵涉于“二二八事件”的人物，有从南洋回来的“军夫”，也有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人物，例如谢雪红带领的游击队……国煇他为了寻找真相，凭着一己的努力和良心，不偏不倚，也做了相当详尽的研究。
我佩服国煇之处：这个人对自己身处之地的过去，认真执着，不折不挠之外，还必须不受别人偏见的影响，不媚时，不曲解，以史实和史料为主。国煇有一宏大的计划，要将台湾的长程和今日的过去，都纳入研究并有所记录。我的专业是古代文明，方法学是社会学，对台湾的过去和今日，也都有所接触，这两方面我们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有许多的机会可以互相交流，这使得我对他非常佩服。我认识的这个人—戴国煇，正是一位认真执着的学者。
在桃园相交的时段，我们发觉彼此研究途径颇有交集：我们都习惯于借重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理论，思考自己钻研的问题；也都习惯于文化宏观与比较的研究。而且，我们也都重视文化传统对于个人取舍抉择的影响。我们在提到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理论时，由于我是通过英文译文学习，他则从日文译文研读，彼此之间的沟通，还颇费周章，交错交融，方能渐入佳境。我们逐渐感觉对于专题研究，对于彼此“所见略同”的愉快。
同在桃园交会时期的不同场合，我感觉，他对于自己 的归属感颇为重视，承认文化归属，要比地域归属，更有认同功能。我 自己，生于战乱流离，不遑定居，处处是家，视家如寄，旅途暂歇，“故乡”永远在梦中。有一次，我对他自称“新客”，称他为“老客”，并且戏称：“也许，我们更适宜在全球化的大取向，做世界公民吧。”他静默片刻回答：“我不能，我终究是客系中国人。”其实，我自己又何尝能够如此抛开“中国人认同”？
我前面讲过，他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只是，我是新的客家，他是旧的客家。台湾的客家是从广东迁移过来的，他们大概在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候，开始“永嘉南移”的长征，整族长途跋涉，从中原迁移到福建和广东；他们几千年来，离乡背井，却一直严守着故乡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语言，依旧还是当年中古时期，以中原的口音为主体。这些永远是客居的离人，对于个人的过去，总有两个认知，两个自己，一个是“个人自己”、生物性的“个体自己”，我们是张三、李四；另外一个自己是其所来 自的族群及其文化背景，这就是台湾人 所说来自“中原的中国人”。纵然离开家乡到外边去，必须要自己挣扎求生存，但是不能背离自己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可贵的地方要继续保守，而且要发扬光大，文化传统中有不适宜的地方，要随时纠正、修改，处世为人的大原则，则必须恪守不离。
这个立身的认知，我和他一样。我于1948 年离开中国大陆，今天我寄居在海外，我也真的是他乡作客的“客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内战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彼此同意：一个人的认同感，不单自己是张三、李四，还有自身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认同。不一定是我的籍贯，不一定是我的姓氏，不一定是我祖先的谱系，而是贵重、真实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份遗产，他和我所承受的有相当大的部分类似，就是中国经过不同时期的整合，终于归纳为儒家、道家、阴阳家，以这几家为主体的综合的思想，同时，不自觉地吸收了佛家的思想，也吸收了摩尼教、祆教，并受其影响，还吸收了后来基督教的影响，等等，各种的影响抟成了一个多元复杂的融合，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事实上，这一整合，乃是撷取世界上各个文化最为可贵之处，并融合在一个系统里面。这个系统，我认为是未来世界走向大同、走向全球化以后，取得的综合的人类文化，其内容就和中国几千年来，一步步整合的情形，可能是，也应当是兼容且接近的。我们既然已经在这一点工作上，在世界各国之中，在各个民族之中，这些中国的新客家、旧客家，已经走了两千多年，我们应当自许走出了现在的成绩。这些成绩，得来不易，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机，反馈全世界。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这全球化的趋向，不可任由一个国家独占霸权，坚持霸权，而永远将其作为某一家的特色，笼罩全世界。人类世界会有，也更可能有一串普世价值，但普世价值不是任何一家文化所能独占，这些普世价值应是结合与诠释各种情况下，寻找适应时代、适应地理情况、适应个人，所提出的解释。国煇和我，这两个“老客”“新客”，在这方面，我们也有相当契合的地方。
国煇未终天年，不幸早归，我很想念这位朋友。我们年龄相当，只是我多活了二十年，使我对许多问题的想法，又和当年不太一样。他离开太早，有许多高见犹待发挥，即已离去，令人遗憾，我们也因此更加怀念这位优秀的学者。他在举世疯狂时让大家清醒，他在别人有偏见的时候，毅然廓清矫正偏见，不屈不挠，坚持守住自己的立场。一位历史学家能做到这一点，且得到令人钦服的佳绩，既是史学专业训练使然，更在其学者的风范。我向戴国煇先生，一位史才、史德兼备的历史学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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