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贝当与侵略者“合作”，成立了偏安一隅的维希政权。它以“为法国的存活”作借口，干了不少助纣为虐的勾当，包括将大批法国犹太人遣送到集中营。战后，除贝当等少数头面人物受到司法审判外，维希政权的成千上万行政官员，未加甄别一律受到法律保护，其中相当一大部分人，改头换面之后依然风光于政界，帕蓬就是一个典型。
维希政权作为国家机器犯下的罪行，从未受到应有的历史谴责，更遑论司法追究。实际上，从司法角度讲，维希政权的活动是国家行为，而不是贝当等人的个人行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
一曰“羞于启齿”。法兰西民族拥有骄人的历史。说起路易十四、拿破仑和戴高乐，法国人可以滔滔不绝。
然而，法国在二战中不仅败于德国手下，而且居然在维希的旗号下沦为侵略者的帮凶。在一些人看来，这种辱没门庭的史实不好与法兰西民族相提并论。
二曰“维希有功”。相当一些法国人认为，维希伪政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振振有词，比如，“如果没有维希政权，恐怕巴黎圣母院、卢浮宫早已夷为平地”。
再如，“如果没有维希政权，就不会有战后法国的国际地位。因为如果法国被完全占领，战后就会被当作‘敌国’对待”。
三曰“历史空白”。这是戴高乐将军的发明。他在巴黎解放当天说过一句名言：“维希政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的”。孰料此话竟比法律还有分量，此后半个世纪，维希的历史便成了禁区。
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拥有辉煌，也都难免有黑暗的一瞬。勇于正视自己民族的历史弱点，却是一种明智之举。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凭吊二战中死难犹太人的亡灵时长跪不起的感人之举，使所有受过德国法西斯迫害的人看到了战后德国政府和人民深刻反思历史的决心，从而化解了民族仇恨。
19世纪的法国大文豪雨果曾怒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他写道：“有两个强盗，一个英吉利，一个法兰西，纵火焚毁了这个东方艺术瑰宝，并劫掠一空……”尽管雨果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伟大人格为世代中国人民所敬重。
二战期间，法兰西民族之所以得以生存、延续，并在战后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靠的是什么？是维希政权的苟且偷安，还是活跃于法国本土和境外的抵抗力量的顽强斗争？这是妇孺皆知的史实，无须论证。
戴高乐将军的维希历史空白说，可以认为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政治策略，战后历届法国总统都一以贯之地沿袭了这一作法。直到希拉克，才开始打破这一历史禁区。1995年希拉克竞选总统时，曾触及这一敏感问题。日前在出席向犹太人移交维希时期史料的仪式上，他进一步劝慰法国人要正视自己的历史，承认维希政权的存在及其罪行。
他说：“是的，被占领的法国曾经存在过；是的，法国当局曾经协助过逮捕、搜查、流放等行动；是的，集中营在法国也曾经出现过。这一切事实都应当说出来，都应当予以承认。这并不是在揭自己的伤疤，而是希冀在健康、清新的基础上构筑美好的今天。” 。
法国汪精卫!
法奸，二战时出卖主权国土换取政权苟活，类似中国的袁世凯汪精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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