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这个官职,整天玩乐,可到5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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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棋官的制度

棋官称作“棋待诏”,至宋代也称“国手”。待诏之名可追溯至汉代,“待”就是待命之意;“诏”是指皇帝诏令。汉代以才技征召的人才,没有授予正官者,便授予待诏之名。到唐代设有“棋待诏”一职的伎术官员,据《旧唐书》〈职官二〉说:翰林院是储备待诏的地方,依照种类的不同,分门别类各在该院。唐代制度,凡是皇帝所在之处,必有待诏之所,以备皇帝召见。待诏用途广泛,举凡词学、经术、炼丹药、僧侣道士、占卜命相、医术、书画艺术、弈棋、各类杂技等,皆有待诏,其中最为重视词学。

宋代,“棋官”仍属于翰林院管辖,这些伎术官员往往没有名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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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屏会棋图》摹本

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进行大规模的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棋官的任官也有变化,根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宋代翰林院,元丰改制前,总括天文、御书、图画、弈棋、琴阮之事。改制后,翰林院一分为四,分别为“翰林天文局”、“翰林书艺局”、“翰林图画局”、“翰林医官局”,常以翰林司兼领,其中“棋待诏”隶属于“翰林院书艺局”内,其职掌的官员名称有“待诏”、“艺学”、“书学”、“祇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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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回翰林院图》明 张路

南宋建炎三年(1129)曾罢御书院,后于绍兴十六年(1146)复置,并有详细的伎术官职的任官名称,据《宋会要辑稿》〈职官〉,棋官于宋高宗隶属于翰林御书院下有四人,棋官即为诸色祇应人之一,其职等由低至高,有祇候、艺学、着绿待诏、赐绯待诏、赐紫待诏。“棋官”则有定制四人,遇有缺额则由翰林院选择日期,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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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会棋图页》宋 佚名

(二)棋官的“转官”

宋代官员分为“选人”与“京朝官”,经过磨勘,即审核资历与稽核功过,评定政绩之优劣,是否有过失,再拟出任命与调动的方案,升迁罢黜。就是对官员政绩的一种考核方式,考核通过即可有“转官”的资格。宋初翰林院所属得“诸色伎艺官”皆能透过这种方式“转官”,有些也能特许赐服绯紫、配鱼袋。

宋初对于诸色伎术官即有限制,宋太祖赵匡胤曾于开宝七年(974)下诏,说:“司天台学生及诸司技术工巧人,不得拟外官。”“外官”是相对于“京官”,即非在首都任官者,据此限制诸色伎术官任首都之外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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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鱼袋制度

至太宗至道二年(996)三月,有伎术头衔的官员,只能升官阶,或加勋等,但不能升“朝官”。

天禧元年(1017)定“不得磨勘”以前,诸色技术官“转官”最高到光禄寺丞,为从六品上,天禧四年(1020)后,“转官”能至太子中允、赞善大夫,皆为正五品下。太子洗马同正,为从五品下。若“更遇特恩”还能升至国子博士,为正五品上。

未几,干兴元年(1022)九月,再度限制诸色伎术官的升迁管道。

从诸色伎术官在“转官”被限制后,可以真宗朝后诸色伎术官请托权贵,藉此寻求机遇的状况层出不穷。于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闰九月,禁止诸色伎艺官,妄进文状与请求权贵,藉此以达“转官”、“改服色”的目的。

虽说禁止,但在仁宗天圣四年(1026)正月,王文度是棋官所属机构御书院祇候,不知其伎艺为何。但他向宋仁宗陈乞获准,“转官”绍兴大理评事,仍留有御书院祇候的头衔。可见诸色伎艺官的“转官”虽明令禁止,但依旧存在。

至南宋时,延续北宋之制,对诸色伎术官的“转官”仍有限制。宋孝宗时有一例,当时围棋国手赵鄂及向孝宗陈乞“转官”之事,据《贵耳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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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耳集》部分内容

国手赵鄂时常与孝宗弈棋,建立与孝宗的良好关系,因此他能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钤辖。在某次祭拜典礼,赵鄂向孝宗请求奏补“转官”,孝宗认为就算他同意,但外廷可能不会同意,因此又问赵鄂与外廷官员有无熟识。赵鄂熟识葛中书与他说去,但葛中书认为伎术官之制度不能变,故而回绝赵鄂请求。

由此观之,至南宋孝宗时,伎艺之人的“转官”、“任官”仍有所限制,如葛中书,即以“有碍祖宗格法,伎术官无奏荐之理”回绝赵鄂的请求,纵使得到皇帝的赏识也没办法高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否有许多伎术官员,会利用亲近皇帝的机会,来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因此前仆后继的恳求皇帝,若无转官升官的管道,理应不会如此。

至于棋官的“佩鱼袋”的制度,宋初,伎术官员与一般官员相同,许佩鱼袋。但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五月,原有配鱼袋的诸色伎艺官不受影响,而到此日为止,尚未升任“朝官”且服“绯紫”者,此后则不再恩赐鱼袋。

(三)棋官的工作

棋官最主要工作是与皇帝对弈,游戏项目是以围棋为主。宋室南渡后,始有记载象棋的“棋待诏”,周密曾记录当时棋待诏的人名、绰号以及棋类游戏的种类,据《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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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在书中所记录的棋待诏,并未明确指出是哪一朝人物,不过《武林旧事》〈干淳奉亲〉中,有提到小说人孙奇曾在干淳元年(1174)入宫见过孝宗,而周密所列的名册,小说人中亦有孙奇,故此名册应当是孝宗时的棋待诏。至于其中人物,郑日新号为“越童”,《绍兴府志》亦有记载:“郑日新,越州人,少善棋,世号越童。”可知郑日新出身于绍兴府,自幼即善弈棋。从“安吉吴”得知吴俊臣应出身于湖州安吉县。至于施茂其后所书“施猢狲”则应是施茂其貌如猴,所得到的绰号。另外,此名册中象棋待诏所占人数甚多,围棋有五人,象棋则有十人,不知是否因为孝宗较喜欢象棋的缘故。

除了供奉弈棋之事外,棋官还有以“轮差”的形式,押送诸路衣袄,任“送衣袄使”的情况。例如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派出使臣赐衣袄给谪居于黄州的王禹偁,王禹偁称之为“衣袄天使”,此次前来的使臣为原来在太宗身边专事弈棋伎术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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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壁画《下棋图》

另外,仁宗景祐五年(1038)宰臣张士逊为翰林医官宇文冷之陈乞,使其押送晋绛路衣袄,而这衣袄使的制度,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十月时有详细的规定,《宋会要辑稿》〈职官〉说: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十月,御书院、司天监、天文院、翰林医官与图画院等伎术官员,若要为衣袄使,则必须至少五年内没有被差遣过。否则不到五年就陈乞或是找皇族国亲关说,就要判违制之罪。由于许多皇族国亲常有关说的情况,因此殿中丞李丕绪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二月,“请止绝皇亲陈乞骨肉班行充赐外郡衣袄。”且除了伎术官之外,诸司使副、京朝官也有押赐外州衣袄的情况,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诸路曾罢押送衣袄的差遣,随即复原,但唯独图画院不蒙差拨,因此仁宗嘉祐六年(1061)四月八日,翰林待诏杜用和等人向皇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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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每年差拨押送诸路衣袄,昨于康定年中,诸路权罢,后来却蒙再行十路押送衣袄,唯有图画院不蒙差拨,欲乞检会旧例施行。诏依旧轮差。押赐衣袄提举所勘会,乞依康定元年九月内所降条诏,若入仕及二十年未经差送衣袄者,逐年轮差一名。

据此文可知康定元年(1040),所定伎术官员轮差时间,由原来真宗时五年轮差,改为二十年轮差。另外可知,翰林待诏杜用和极力争取押送诸路衣袄的差遣外,诸司使副、京朝官也有押赐外州衣袄的情况,皇亲国戚也有关说的情形,可以反映出押赐外州衣袄是件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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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士张儗撰《棋经十三篇》奕潜斋刊本 线装

至于每年赏赐诸路军文武臣僚、军员的衣袄数量多,而且自京城到诸路路途遥远,也要差遣士兵并用兽力驴、骡、骆駞等拖运,费用颇为庞大,因此天圣八年(1030)以后押赐衣袄使,就不须要从京城运送衣袄到诸路了,而是各路每年预先制造,依照所须要的尺寸去制造,押赐官只要来宣诏即可。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清〕徐松辑,《宋會要輯稿》〔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张端义,《贵耳集》〔宋〕周密,《武林旧事》〔宋〕萧良干、张元忭,《绍兴府志》〔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宋〕王禹偁,〈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收录于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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