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庙而外，岐山还有一个好去的地方是五丈原诸葛亮庙。三国时诸葛亮伐魏，在五丈原驻军，壮志未酬，因病死了，五丈原这个地方因此就出名了。五丈原是一个土塬，呈琵琶状，南连秦岭，北邻渭河，居高临下，诸葛亮于此隔河与司马懿对阵，应该说还是有地利上的优势的，只可惜他的身体没有能支撑下来，才活了五十四岁。五丈原在蔡家坡镇南面约二十公里处，诸葛亮庙就在台峁上，虽说山道绕来绕去，但费时不多，驱车很容易到达。
山门上有一块匾，上书“五丈原诸葛亮庙”七个字，是舒同体的，竖匾，字两行，右四左三，这样的章法很别致。古柏森森，整座庙宇掩映在绿荫之下，气质是沉旧浑厚的。这座庙究竟起于何时？说法不一。《岐山县志》上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是，诸葛亮庙始建于元初，历经明、清，有所增修。这种说法自明朝开始。不过，有一个叫郭思恭的元朝官员，是廉访司副使，职责是代表中央巡视地方、督察吏治的，在游谒五丈原诸葛亮庙后，写了篇《汉丞相诸葛武侯公五丈原庙记》，文中却出现了“庙自汉至今，千有余年”的话，就把起庙的时间一下子推至汉末晋初了。当然这种说法也须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至少，我们读唐诗人温庭筠的七律《过五丈原》，其中就有“象牙宝座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的句子，是描写祠庙神龛中的诸葛遗像的，说明元以前就有诸葛亮庙存在的情况。
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但他并没有被葬于此地，因为他死的时候留下话来，要葬他于汉中勉县定军山，《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是这样说的：“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还很是节俭。因而现在勉县定军山有武侯墓，距它不远又有武侯祠，武侯祠是蜀汉景耀六年由皇帝下诏修建的，也是国内最早的武侯祠，虽然它并不如现在成都武侯祠那么有影响力。那么诸葛亮为什么选择自己死后葬于定军山呢？五丈原显然不可能，因为在秦岭北麓，肯定守不住，属于“敌庭”。像刘备一样选择成都？蜀汉成都政权不见得接纳他，《三国志·谯周传》中有记载说：“亮卒於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功高震主，连官员奔丧朝廷也是明令禁止的，何况要选一处葬身之地？而秦岭南麓的定军山，在诸葛亮生前，是蜀汉北伐的前沿阵地，是练兵作战的根据地，是培养人才的大本营，生而治蜀，死而护蜀，激励后人，时刻不忘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同时可以避免朝臣猜忌，求得安稳，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五丈原诸葛亮庙内亦有诸葛墓，据说是衣冠冢，传说是诸葛亮死后将士以衣冠之礼建墓的，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从文献资料看，诸葛亮死后，因为他的卓著功勋、高风亮节，民间即有私祭诸葛武侯的情况发生，《汉书·诸葛亮传》中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说：“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仪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之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这即是诸葛亮死时朝野上下有关请求为其立庙的实际情形。这种情形自诸葛亮死，维持几近三十年，到了景耀六年，蜀汉政权已是临近崩溃了，这年春天，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记，才“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勉县古称沔阳，这即是上文所说勉县武侯祠的由来。
五丈原这边，此时已是魏的领地，但诸葛亮的敌人，魏晋政权，对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却还是敬仰的，晋武帝司马炎曾在诏书中评价说：“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后来的晋王朝还追封诸葛亮为“武兴王”。也是在蜀汉景耀六年，《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这年秋天，“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可见他们对于诸葛亮的崇仰之情。从这些史料推测，有好的政治环境以及群众基础，五丈原诸葛亮庙的存在大致应该是肯定的，元人郭思恭所谓“庙自汉至今，千有余年”的说法，即汉末晋初，是比较可信的。
诸葛亮庙坐南朝北，位置在台塬的北边缘处，面对渭河。三进院落，院中有献殿、正殿、月英殿、八卦亭等建筑，献殿前又有钟楼、鼓楼，多为明清时期遗物，布局紧凑。院内绿植苍翠，环境清幽，使人生敬仰心。月英是诸葛亮的结发夫人，是有名的贤内助，自然应该占一席位。在月英殿北侧的八卦阵中走了一回，走得人晕头转向，不过终究还是走了出来。和朋友在庙内流连多时，临出门，在衣冠冢前肃然敬立，鞠三鞠躬，以表达自己对于这位贤达人物的敬仰之情。门外，景区周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改造，残阳如血，蔡家坡城历历在目，昔时的古战场，看上去竟是不一般的壮美。如此，这是一个游客，在丁酉年仲夏的一天傍晚，他的眼中的五丈原诸葛亮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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