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边的一个完人。从当时一直到后来，从来没有人对诸葛亮有贬辞的。从陈寿写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后的《评》以及他《进〈诸葛亮集〉》的表，都对诸葛亮非常的推崇。在《评》上说诸葛亮的治蜀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总之，说他“诚信公道，赏罚严明”。正是这样，首先他得到人民的爱戴。《评》上边说他“用法严峻”，但是人民是畏而爱之。他如此的权重，但是后主对他不疑。他的地位相当于汉献帝时的曹操跟曹魏中后期的司马懿，军政大权都操在他手中，但是后主一直信任他，对他是不疑的。在政治上历来对他非常推崇。陈寿《评》里说他“管、萧之亚匹矣”，是跟管仲、萧何差不多的人物。后来唐代杜甫的诗，说他“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都是对他极端地推崇。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陈寿的《评》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他“盖应便将略，非其所长欤？”用一个疑问词，“非其所长欤？”在他的上书的表中也说他善长的是治国，但并没有贬低他的军事才能。上《进〈诸葛亮集〉》的表中，陈寿说他的军事才能，“长于治戎，短于应变”，他是擅长于治军，可是“短于应变”，即“出奇制胜”，是其所短。他“长于治戎”，这是裴注引《袁子》的话，袁准是晋朝人，说诸葛亮用兵的特点，一个是“安静”，第二就是“坚重”，他不崇尚出奇制胜。但陈寿是不是真的贬低他的军事才能呢？并非如此。他说诸葛亮“长于治戎”；他在传末还说诸葛亮死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司马懿赞赏的，当然是他的军事才能，说他是“天下奇才”。陈寿在诸葛亮死后还专门在传中写上这一句，在他的上书的表里边也说：“长于治戎，短于应变”，在下面又说，“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当时碰到的是司马懿，就意思是说只有司马懿才能抵抗他，所以说实际上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绝对没有贬低。只是说他从事政治跟军事二者之间，他尤其是政治更善长。
在军事上来说，他在治军这方面见长，而不是出奇制胜。这个说法，我看还是正确的。诸葛亮时，魏延曾建议出兵子午后，诸葛亮没有听他的话。这一点，后人是有点议论的：魏延这个计划还是对的，诸葛亮是坐失良机了。但是诸葛亮自己曾经讲过，“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他一生谨慎，他的治兵也就是“安静”、“坚重”，不轻易冒险，正如兵法上所谓“先为不可胜，然后能够取胜”。他固然对魏作战没有取得“尺土”，但是除失去街亭外，他也没有遭到很大的挫败，也没有人能打败他；而且诸葛亮的治军之才，据历史记载，他的兵士跟居民相杂，就是说当时不仅蜀汉人民对他十分爱戴以外，就是在敌境，在“外国”的土地上，也得到百姓的支持。长安是曹魏的重镇，不会轻易就会攻取的。在这个时候孤军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能够希望得胜吗？即使他真是能够取得了长安，诸葛亮多次撤兵，都是因为运粮的困难而退兵，假若取得长安又如何守法？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是自负的。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仲跟乐毅从来没有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是管、晏，管仲跟晏婴，就是陈寿的评也说诸葛亮是“管、萧之流亚也”。这重点是政治方面，管仲跟萧何。乐毅跟管仲两个人是绝对不同的人物：管仲是政治家，他相齐桓公，清朝末年的俞曲园对此有一种解释，他说是针对汉室而言的。假如说汉室存在他，就当管仲来帮助割据的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来关崇王室，保持汉朝；假如说，汉朝灭亡了，他就当乐毅，帮助一个当时的州牧。管仲是一个政治家，乐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人才。并不是出奇制胜的这种才能，而是治军严整，非常稳重的。在当时蜀国是一个弱国的形势之下，要幸险侥倖，实在是个危险的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陈寿的评价是正确的：长于治戎，并不在于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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