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写《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谈和司马迁都重视他们家曾经世袭史官的历史。史的主职在掌管文书，记录大事，占察天象，但也兼理卜筮和祭祀的事。当时的国家大事不外打仗和祭祀，即所谓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打仗之前也要来一番卜筮。史官因为职在典藏与记载，非常熟于掌故和掌故所给人的教训，所以他们经常成为王侯身边的“顾问”。在司马迁父子看来，这是一种引以为豪的职业，所以他们有把写史作为家学的志向。司马谈临死前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所以，司马迁写《史记》，一方面是遵从父亲临终遗言，延续了自己祖上光荣事业。
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代，当时汉帝国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强大、鼎盛，造就了士人们积极入世、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充满着自信心和自豪感，试图建功立业，司马迁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他选择的立功途径与别人不同——写一部伟大的著作。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显然，司马迁是以周公、孔子自比，要立志作第二个孔子的。这是多么大的志向。
“‘好功’是史公重要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立功是最神圣不过的，……在《太史公自序》里，一气用了十八个‘功’字！”写《史记》对自己本身来说也是一项伟大的功业，是“功”“名”皆备的。正是带着这种想法，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那些能够建功立业的英雄们的壮举怀着崇敬之情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他们的所为与司马迁是心心相通的。
正是怀着宏伟的志向、对功名的热忱以及完成父亲遗愿的责任，促使他写成了《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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