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7年
功臣的陨落：周勃罢相
公元前177年，西汉绛侯周勃被免去丞相职务，回到封地河东郡（今山西境内）的绛县。
周勃罢相养老后，心里很不踏实。每次河东郡守、都尉巡行各县到达绛县，周勃都身披铠甲，命令府兵全副武装，阵势搞得像是迎战，而不是接待。他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就和他被罢相的缘由有关。
周勃其实是被汉文帝强行退休的，这之后他又活了十来年，可见当时他身子骨硬朗得很，完全可以胜任公务。但是没办法，文帝跟他说：如今天下已定，我前些天已经下诏让封侯回到自己的封地颐养天年，不少人还不动身，丞相您是我最倚重信任的人，不如您做个表率吧。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周勃再赖着就不行了，只好动身。
周勃原本是沛县人，和汉高祖刘邦是老乡。刘邦当年在社会上闲晃悠的时候，周勃是个出身贫苦的青年，主业编芦苇卖钱，也兼职给人家红白喜事当个吹鼓手，就这么维持生计（真是多才多艺的斜杠青年啊）。但是他有一幅好体格，自幼也学了点功夫，弓马娴熟。刘邦起义初期，周勃就加入了。多年跟随刘邦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待大汉江山初定，高祖开始诛杀功臣时，周勃作为嫡系部队，更成了刘邦手下的重将。两任燕王谋反、韩王信叛乱，周勃都是功劳第一的。高祖刘邦曾经说过“安刘者必勃也”。
刘邦死后，这句话真应验了。吕后称制近十年后去世，吕后一死，天下落在谁手里就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按道理说应该是刘氏子孙，可是吕氏的外戚势力和野心也不小。当时吕后的两个侄子吕禄和吕产，一个以赵王的身份担任汉朝的上将军，一个以吕王的身份担任汉朝的相国，把持了军政大权，硬是不肯让权。这个时候，周勃作为刘邦身边的老人挺身而出，带着亲信军队诛杀了吕氏叛臣，迎当时还是代王的刘恒入了京，这才有了汉文帝的天下。
刘邦说得没错，但他儿子让周勃退休也自有道理。首先从周勃的出身和履历看就知道，他自幼辛苦讨生活，没什么文化。他最讨厌两种人，儒生和说客，因此他讨厌才华横溢的贾谊，也不喜欢能言善辩的袁盎。问题是，打天下靠武，治天下却要以文。所以周勃这样宜武不宜文的人确实不适合再做丞相。其次周勃犯了所有皇帝都忌讳痛恨的错误——以功压主。文帝登基之初，还要依靠老臣辅佐，加上自己能坐上皇位也是周勃等人的功劳，因此是给足了周勃面子。群臣觐见后，文帝还要亲自目送周勃下朝离去，而周勃对这些特殊待遇也很受用，有点洋洋自得。但时间长了，自然有人看不下去。中郎袁盎为这事费了很多口舌，大意就是劝谏皇帝要拿捏住自己的天子威严，万不可认为周勃是功臣就过于谦逊，这样难以立威，他告诉皇帝：周勃当年吕后牝鸡司晨，他身居太尉，手握兵权，没见他匡扶社稷，等吕后死了，他才来了能耐，这是典型的政治墙头草。文帝听了这番理论，觉得颇有道理，从此后就收起了谦恭的态度，周勃的功劳在他心里也打了折扣。就这样，周勃“被退休”了。
周勃回到绛县之后，心里老不踏实，其实就和这个有关。当年高祖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手段他是亲眼所见，老话说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保不齐文帝对自己也已经动了杀心。是以河东郡守郡尉定期问候只是例行公事，都让周勃心惊胆战，时刻害怕大祸临头。但是他这么一搞，反倒像是做贼心虚。果然没多久，就有人向文帝告状，说绛侯要造反。周勃因此而受了牢狱之灾，最后多亏自己的儿子娶公主为妻，公主去向文帝生母薄太后求情。太后也认为周勃没有谋反之心，于是在文帝临朝时，抓起头巾扔向文帝，骂道：“绛侯当年身挂御赐印玺，率北军作战，不在那时谋反，如今身居一个小县，反倒要谋反吗？”其实汉文帝此时也已经看到周勃在狱中的自白，遂下令释放了他，恢复其爵位和封邑。此后，周勃彻底隐居避世，不再过问朝政。
结论：周勃一生功勋卓著，一是随刘邦征战，马上夺得天下；二是诛吕安刘，但他功高盖主，又不知收敛，终落得被罢免的结果。他的下台，也为汉文帝施展手脚留出了空间与余地，为文景之治做了铺垫。
一生坎坷，位极人臣，最终也算得了善终！
公元前176年
贾谊被贬：因才起因才落
公元前176年，汉初大才子、政论家贾谊奉命离开长安，赴任长沙王太傅。
长沙地处南方，距离京师千里，贾谊跋山涉水，途经湘江时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明的是在吊唁屈原；暗里是在以屈原受谗言被楚王疏远比拟自己的仕途遭遇。这一年贾谊才24岁，却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贾谊出生在河南郡君防台洛阳，17岁便因才学出众、文笔极好而闻名当地。河南郡守关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河南郡大治，治安和财政都成绩卓著，贾谊的名气也就随之传开了。当时汉文帝刘恒也不过20岁，还在做代王时，就听说过贾谊的事迹。三年之后风云骤变，刘恒登基做了皇帝，正值用人之际，就又想起了贾谊。贾谊第一次奉诏入京，是被汉文帝聘任为博士（为皇帝政务提供咨询）。那一年贾谊21岁，在一众博士里年纪最轻，但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太中大夫（四品谏官）。
贾谊有治世之才，做这个官当然是合适的。但问题在于，治世要改革，改革自然会得罪人，贾谊个人的仕途和命运也就可想而知。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给汉文帝上了一篇《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听了倒挺高兴，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但这就“动了很多人的奶酪”。
首先就是大商人和诸侯王。当时各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自成一国，那些富商大贾都定期供养诸侯王。只要财物送到位，就可以有恃无恐，哄抬物价，受苦的却是踏踏实实种地的农民。贾谊的主张当然不会为这些有钱有权的人欢迎。
这还没完，不久后，贾谊又给皇帝出了一招“割地定制”。这一招更是直接奔着削弱诸侯王去的。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越分越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逐步削弱了，这就叫“割地定制”（和后来汉武帝的推恩令如出一辙吧）。汉文帝觉得有道理，后来淮南王刘长死后，文帝就是按照这个方式把他的封地分给了他四个儿子。
经过这几回，怀恨贾谊的人越来越多。文帝虽然越来越欣赏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才俊，但是这份欣赏又给贾谊带来了更多仇家。首当其冲的是周勃、灌婴等一些老功臣。两人本就是开国功臣，后来又诛杀诸吕，文帝未做太子却成功继位，都靠他们力保。也因此，文帝即位头两年，对他们非常恭敬，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文帝想破格提拔贾谊进入公卿之列，这些老臣死不同意。一方面贾谊太年轻、资历浅，他们不愿意和他平起平坐；另一方面贾谊的才华让他们产生了危机感，他们多半是行伍出身，没读过什么书，在贾谊面前相形见绌。
就这样，外有大臣进攻，内有大臣进谗，文帝逐渐疏远了贾谊。前176年，贾谊被外派去做长沙王太傅（先生），名为外派实质就是被贬。然而贾谊在湘地期间，朝廷天翻地覆，曾经带头排挤贾谊的周勃因为骄横被文帝贬谪回自己的封地，灌婴接任丞相之位，却做了一年就病逝了。最后文帝提拔张苍接任丞相之位，这位张苍又正巧是贾谊的老师。张苍常在文帝面前念叨贾谊。前173年，文帝将贾谊从长沙召回长安宫廷。两人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会面，文帝向贾谊大问鬼神之事，两人促膝长谈直到深夜。这一幕后来被李商隐写到诗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的见识不仅仅在鬼神方面，治、经济、外交方面都见识卓越，但他已经被皇帝抛弃，无法施展才华了。
结论：贾谊在汉初在政治（防患诸侯王）、经济（重农主义、统一货币）、外交（儒法结合、瓦解匈奴）等方面的见解影响深远，直到汉武帝时期还在吸取和采用他的思想主张。
公元前155年
申屠嘉：被活活气死的宰相
公元前155年，汉景帝时期丞相申屠嘉谏杀内史晁错。因有景帝庇护，最后口吐鲜血而亡。
申屠嘉的死全要赖在晁错身上吗？是也不是。申屠嘉十五岁参军，跟随高祖刘邦南征北战，文帝时期封侯，到景帝时期已是三朝元老加丞相。而晁错在刘启（景帝）做太子时，就随侍左右，十分受到信任。刘启一登基，就破格提拔晁错为内史，很快又位列公卿，担任了御史大夫。这个职位相当于副相，申屠嘉做了很多年，直等到他的前任张苍罢相之后，他才顶替上来。而当年文帝内心的最佳人选本不是他，而是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外戚的身份有时候是优势，有时候也是阻碍，窦广国人品才能均出众，但碍于他的身份，文帝顾虑到不应给外戚势力做大的机会，也害怕群臣以为他给外戚开后门，遂只能从高祖时期的功臣旧人里选。当时周勃、窦婴、陈平已死，剩下的老的老、病的病，只有申屠嘉还算年富力强，且在副相位子上做了多年，资格够老。这才提拔了他。
反观晁错，仕途顺利得让人嫉妒。而且这个人不仅有运气，还有才华见地。他辅佐景帝，提出削藩、重农抑商，还见解独到地提出应对匈奴的新策略——移民实边，即建议景帝移内地百姓充实边塞，以抵御匈奴的扩张。晁错不断给景帝出谋划策，景帝也有事必找晁错商量。申屠嘉这个丞相倒被边缘化子。申屠嘉看晁错当然不爽。
正巧这时晁错自己犯错，让申屠嘉抓住了小辫子。晁错所在的内史府大门本向东开，晁错嫌入宫绕道，遂自作主张凿开了内史府南面的一堵围墙，为内史府开了一个南门。但他凿开的这堵墙偏巧是太上皇宗庙的外墙，属于忤逆祖宗，论罪当斩。
申屠嘉是什么人？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他刚正不阿、执法如山，门不受私谒。当年文帝还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男宠叫邓通，有一次邓通在朝堂上见到申屠嘉，神色倨傲，不行下臣之礼。申屠嘉可不顾及文帝的面子，当场直言：“陛下喜欢自己的宠臣，多赏赐他就是了。但是朝堂上的礼节不可不严肃！”下朝后，回到丞相府后就下令捉拿邓通，还特意交代如果他不服，就当场斩杀。邓通吓得去哭求文帝。最后邓通亲自到相府给申屠嘉赔罪，再加上文帝亲自为他来求情，申屠嘉才作罢。
这样一个人，连皇帝的面子都敢不买，没有私怨的人被他抓住小辫子都很难脱罪，更别说晁错这样的老冤家了。申屠嘉听说凿墙之事后，认为必须把他治罪法办，遂奏请景帝。但晁错也不是吃素的，有门客给他透露了消息，晁错便连夜跑到宫中，向景帝声泪俱下地说道自己的苦衷。以当时晁错受宠信的程度，这点无心之错景帝还是能够原谅的。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天早朝，申屠嘉再次奏请诛杀晁错。景帝声色俱厉替晁错辩护：“晁错所凿的墙并不是真正的宗庙墙，而是宗庙的外围短墙，不算是毁坏宗庙；况且他是经过我允许才这么做的，晁错并没无罪过。”申屠嘉眼看又是一次邓通事件的重演，也没法再说什么了。退朝之后，申屠嘉对他的好友、长史袁盎说：“我非常后悔没有先杀了晁错，再报告皇帝，结果反被晁错逃脱了。”回到相府之后，悲愤之下，口喷鲜血而亡，景帝知道后，追封他为节侯。
申屠嘉死后，当年跟随刘邦征战过的一波武将功臣也就没剩下几个了。他和晁错的争斗放大了看，是夺天下的武将与治天下的文人之间的矛盾。他的死不仅是因为景帝包庇晁错，更是因为他自己个性过于刚直，又没有容人爱才之心，才导致个人命运的悲剧。
结论：汉朝初建时，大大小小的官员几乎都由跟随刘邦打过仗的功臣担任；而到文帝景帝时期，已经逐渐呈现出武将地位下沉、文人儒生上升的态势，周勃、灌婴和申屠嘉的命运和贾谊、晁错、袁盎的命运呈现鲜明对比，儒法家专业人才在仕宦集团的构成比例明显提升，这也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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