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对王安石的评价：时代中的人物形象，否定到肯定的转变

关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定性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自南宋已降至晚清民国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态度转变。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则与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联，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改革需求与当时社会急需寻找方向、探索体制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民国时期很多学者以及政治家们企图通过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寻找一定的经验，以期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效应，推动当时的社会变革。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历史上的大事，在距今九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王安石自身以及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又因为时代以及人物立场的不同，历史之中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始终是褒贬不一，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定性评价也是几经变动，难以形成定论。

在李华瑞先生的《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中提到：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将900年间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这期间，学者们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有过贬斥，也有对其认可的过程，而随着思想观念和认识角度的变化，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也更加客观，也让更多人能够接受。

李华瑞先生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欲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这样的机会对于年近半百的王安石来说确实是珍贵的。王安石有过多年的地方官经历，对于宋朝的社会状况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并且深切的认识到了宋朝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想要积极改变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织，财政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提出了变更天下弊法及培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这封言事书虽然在一些士大夫之中得到了称赞，但并未引起中央朝廷的注意，变法事宜并未能展开。

宋神宗像

而立志革新的宋神宗碰见希求变法的王安石，自然会有一定的火花。两者很快确定了变法的决议，如果变法成功，对于宋朝自身来说应该是十分有利的。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标志着变法开始。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在吸取前代王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推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及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应该是十分有利的，但变法过程之中，又或多或少的损伤到了统治阶层的利益，使得变法存在着很大的阻力，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改革的进程虽然被阻断了，但王安石变法的政策措施却在宋代长时间的影响，此后还展开了长时间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讨论的活动。

而在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价的第一个阶段：南宋至晚清时期以否定为主。而否定的观点主要形成于南宋。在王朝体系的时代里，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当时大地主阶级的不满，当时的宋高宗还将北宋的亡国之责由蔡京集团追及到了王安石，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北宋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并且还对王安石的荆公心学进行了一定的抨击，作为变法的主导思想，受到了后期程朱理学的贬斥，认为其属于“异端学说”。南宋时期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在《神宗实录》、《四朝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著作之中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总体上是一个否认的态度。

王安石像

而到了明清时期，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也基本承袭了宋代的观点，他们从古籍之中寻找观点与史料，得出的结论自然没有多大的差异。在李华瑞先生的《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还提到“明清的史家不是就王安石变法而评王安石变法，而是通过评议王安石变法来达到‘崇道德而黜功利’、‘彝伦赖是以匡扶’的目的”，而这样的结果也是当时明清时期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他们想要极力的靠近朱熹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以表示自己对于理学的推崇。虽然说当时的社会之中已经有了一些对于王安石的正面评价，但对于当时的主流观点来说并未起到扭转作用。

20世纪前半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评价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不断革新。因为现实情况的需要，对一些人物的认识可能会几经变化，以适应当时时代条件下社会舆论的需要。而王安石及其变法这个本身就存在极大争议的话题，受到了人们的长期关注，尤其是在时代变革发展的时候，对于它的研究颇多。20世纪前期的中国，正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发展期，社会文化的革新蔓延到了史学研究领域，王安石及其变法也再次被提上案头。

民国时期

晚清时期，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思想的激烈碰撞时期，传统的中华文化与标榜先进的西学不断融合发展，逐渐革新着中国自身的认知角度，对于社会发展以及思想文化的演进有着重要作用。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梁启超的《王荆公》初次印行，打开了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新角度。“该文一改南宋已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否定性评议为主的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将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家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蔽之，‘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梁启超的《王荆公》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革新之作，在将近八百多年的否定主流观之后，王安石变法得以获得新的认识，梁启超打开肯定之大门，将王安石及其变法推向了新的研究角度，尤其是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措施与欧洲诸国的政策措施存在异曲同工之处，这是对王安石变法在从一个长期否定的状态之后进行的一次极大肯定。

梁启超像

而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翻案的动机，是和当时中国正在经历的民族危机有着密切的关联的。王安石的变法是针对北宋的社会问题进行的改革，而当时的中国也需要一场迫切的改革，主张变法的梁启超自然会对王安石有着热切的关注，王安石的富国强兵理想与梁启超的变法图强思想不谋而合，因而梁启超等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此后，关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被大多数人所尊奉，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流观点。但梁启超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过高，“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这样的说法自然是有点过誉，可能有失偏颇，但梁启超所开启的肯定观之研究，影响了20世纪前半叶的王安石研究。

面对王安石被蒙冤的现实，学术界在梁启超的带动下兴起了一股翻案之风，尤其是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新认识，让王安石的形象也脱离了历史中的固有印象。郑行巽的《王安石生活·例言》中写道：“王安石生前死后所受疑谤甚多，揆以知人论世之意，殊失其平。本书颇有意纠正前失”，熊公哲评价《王安石评传》说：“《王荆公》为新会梁任公主撰，柯昌颐敦伯又有评传之作，皆为介甫申雪”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王安石辩诬翻案，企图能够给予王安石正确的历史评价。在以往的朝代历史中，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多涉及党争，他们会根据各自的需求做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看法，以此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存在“虚构事实”的情况，这也会使得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始终存在偏颇。到了20世纪，因为各种各样现实利益的需求，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认识也就有所转变。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各种西学思想不断涌入中国，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大的冲击。知识分子们也借着思想开放的时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派别，而这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在当时，运用近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使得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而当时讨论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文章多达百篇，史学著作也有近十种，研究内容涉及多方面，有针对变法内容的分析，也有变法的背景、动机、执导思想、代表阶级的研究，也有针对王安石本人的研究等等，从当时的时代特点来看，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有着深刻意义。

（一）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分析在吴锡瑞的《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与其时代背景之中》中有言：“则知王安石新法，如均输、市易、青苗诸法，恰好相当于现在之统治经济”，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诸多措施有着重要的先进意义，针对北宋王朝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做出积极的调整，并且很多内容都是新创，颇有进步意义。而在提到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中，认为“王安石决心变法，用一种新的经济政策，以求国家经济之改造，限制豪民兼并，限制贵族官僚之滥用权威强占人民土地，增加国家之财政收入，为其主要目的。”王安石变法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做出的改革，变法针对的对象也是当时的一些贵族官僚中人员，虽然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因为变法的阻力太大，使得王安石变法最终流于失败的命运

而在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之中提到王安石理财的根本观念是“以调剂社会经济之权柄，归于国家，以打破人民私有财产制度，正与今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思潮内容有着相似的内容，国家掌控调剂社会经济之权柄，这是柯昌颐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解读，表示了自己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认同。书中也提到了对王安石的评价，认为王安石为“中国历史上有数之大政治家”，王安石在中国“蒙冤千载”，而对于梁启超对于王安石“三代以下一完人”的过分赞誉，柯著认为属于“极端崇拜之论”，“骤亦未能论定”，算是对梁启超一个极度肯定观的矫正，也能使得对于王安石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

而张腾发的《王安石变法之史的评价》中提到“以封建式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地租的剥削形式为骨干的社会内的改良主义，无疑的是要以土地问题为其主要的内容。所以王安石的新法，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其次是募役法、市易法和均输法，则是与商业资本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一种封建式的改良主义。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是针对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出的改革，尤其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有着改良意义的。这自然就受到了当时主张改革的政治家们的注意，所以这一时期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备受关注，同时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丰富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关于王安石变法目的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多有论述，他们基本上都从肯定的角度出发，结合各自的社会政治背景，给出一定的见解。而论述的观点也往往会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出发，分析其各项政策的实施以及影响，理解在北宋的时代背景下，王安石变法做出的一些针对性的政策调整。而这些学者们因为自己的学术侧重点以及政治背景的不同，研究的方向以及重点也各有差异。

而要分析民国时期对王安石的评价，也多会论述到王安石的变法，言人也常论事，没有具体事例的王安石评价也讲毫无意义。而王安石及其变法本身就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话题，民国时期的人们也从各个角度对于王安石有过一定的研究，有人侧重于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来研究，也有人针对于王安石的经济思想研究，也有人研究王安石的学术以及思想文化，争取尽可能地将研究王安石的形象研究更加全面。而这也将是本篇文章分类整理的一个依据，以期对于这一时期的王安石研究再做一次整理。

（二）民国时期王安石的政治、经济思想研究民国时期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是紧密的和时代背景联系在一块的。从梁启超的《王荆公》开始，学者们希望通过历史的眼光为时代的变法改革寻找一定的依据，而纵观中国古代的变法，王安石变法自然是有着一席之地的，所以这一时期才会备受关注。

除了学者们的关注之外，政治家的眼光也汇集在王安石变法之上。孙中山先生认为王安石“权制兼并，均济贫乏”与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思想相吻合。在罗乃诚的《国父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写到“宋朝时期王安石所实行的新法，是有着民生主义的事实的”，文章中很多内容都是对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经济政策进行的分析，以彰显王安石变法的民生主义色彩。而在对王安石本人进行评价时，作者道：“王安石以不出世之杰，励精图治，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就其弊，其变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著其经济政策，彰彰可考者”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将其思想与当时时代的三民主义相结合，认为其从民众的角度出发，进行变法，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突出之处。而同时王安石的变法时时代发展之要求，他的许多政策改革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当时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的先行者，这也是对王安石研究有着明显的政治性的原因，当时各种新的思潮的涌现，学者们尽可能的表述自己的观点，而通过事实来论述则是当时的重要手段。而蒋介石政府在推行改革之时，也是推动了王安石的研究。1935年蒋介石下令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深切研究”王安石“遗规”，并且作为庐山训练县政人员的教材之一，在政治势力的引导推动下，对于王安石的研究自然出现了高潮，各种各样的王安石相关著作不断涌现。

而得到蒋介石指令的熊公哲也迅速开始了自己对于王安石的研究。其著作于1936年出版，书名为《王安石攻略》，该书专门探讨了王安石的新法，肯定了王安石的“立法之意”，也就是说他是肯定王安石变法的，认为王安石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的。但是他又认为王安石在实行过程中“激于一念急切之情，事多失序，恤农之政，竟流烦苛”，即实际效果不好。关于王安石变法存在的问题也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抛开王安石变法政策的可行性不谈，就其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则是他变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熊公哲的评价也是较为客观的，在肯定的同时又给予一定的理性看待。

江西南昌印记印刷所在1936年出版的《王荆公政事、学说辑要》中保留了大量有关王安石的史料。该书前有“王荆公遗像”，正文有言行录、变法本末纪事、学案、熙丰知遇录以及“附录”等内容，编者显然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从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角度，编纂有关王安石的政事和学说方面的史料，自己的观点也多是通过史料来表述，并没有直接表达。这可能是本人的写作习惯，研究者不必过多较真，而其书中汇集的大量史料则为当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提供了基础。

而在评述王安石的文章中，郭沫若的点评应该是十分具有典型性的。在其文章《王安石》中，开篇即述“中国产生了王安石，真是一个光荣”，表明自己对于王安石的态度，对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文章开头论述王安石的文学才能，肯定王安石的文学价值，郭沫若在文章中说到：“单以文章来说，他已在历史上不朽，如再拿他的学问说，他有正确的方法，而且亦有相当渊博的成绩，同时，他对国家政事并未荒疏。”可见郭沫若对于王安石的推崇。而在郭沫若的文章中还提到了王安石变法之影响：“王安石执政八年，在此期中武功赫赫，平吐蕃，建西河郡，平川荆之蛮，驱交阯入寇，使其一蹶不振，西北攻打西夏，夺五十二砦，朝鲜亦归附入贡”，郭沫若论及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提到了其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证明王安石变法确实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这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极度肯定。而较之于之前将“宋之亡于王安石”的说法，郭沫若给出了“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认为司马等人废除王安石新法，实行旧法，导致宋朝实力衰弱，最终导致了宋朝的灭亡，这样的观点也是十分大胆，但也证明了郭沫若对于王安石的推崇。

郭沫若

在蒙文通先生的《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中，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偏重理财，民已困而荆公犹理财不己，荆公剥民，岂徒新法，即旧法之似未变者，至荆公亦为剥民之具”，认为王安石“知法之当变，而未知所以变之，此所以益变而益坏”。蒙文通先生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他的变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变法过程之中会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王安石本人的认知错误也为变法增添了阻力，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宋平的《王安石之政治经济政策》有言：“荆公的一贯政策是‘均富’两字，他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是互相为用不是分道扬镳的。总而言之，他的政治政策是经济政策的工具，而经济政策又是他的政治的最高理想之实现的步骤……他的原理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那就是用国家资本来发展国民经济力，他对于豪右兼并是非常反对的”文章引用了大量的史实资料，论述王安石变法的政策，对于其具体措施做了仔细分析。强调王安石的“均富”思想，尤其是他抑制豪强兼并土地的政策自然是有着时代进步意义的，这也是作者极为赞同的。但王安石的政策不免损伤了部分人的利益，也为他的改革事业造成了极大的阻力。

李家启的《王安石之政治思想》中在谈论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时说到：“王安石之政治思想，诊断宋之病症，不为不精；投攻宋之方药，不为不当；而结果甚恶者，有外来之障碍物，以中伤之，非其政治思想之本身有缺点也。”他认为王安石本人的政治思想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其政治政策都是针对宋朝的弊病所提出，变法措施也是很符合当时的状况，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他也提起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正人君子之阻挠、奸宄小人之败坏、无知愚民之惶恐”，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因为其它原因的阻挠所导致的失败，并非是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内容存在的问题，这样的分析也确实有所道理 ，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本人在变法之中也存在一定的认知错误，可能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急于为王安石翻案而忽视的内容。

在王祖寿的《王安石评传》中从改革军政、外交政策及武功、举办水利、哲学思想、文学造诣等方面论述王安石，文章篇幅虽然不长，但涉及方面较多，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文章之中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也提出看法认为王安石变法本身不存在什么弊端，只是因为反变法派的不合作以及变法实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导致了失败。而文章之中提到“近来我国情形，东北沦亡，失地无法挽回，平津形势危急，中国国基根本已是摇动，国运前途怎样？我也不忍预料这危难的降临，至于国内政治腐败，政治舞台上缺乏大政治家，这是件憾事，像安石这样的人是颇值得我们研究的。”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自己的艰难期，而文人们也希图寻找新的方向，企图为中国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从历史上寻找经验也是由来已久，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自然也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推动了20世纪前半叶史学研究的发展。

当时论及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文章颇多，就20世纪20年代之后至40年代末，出现一大批针对于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内容研究的文章，文章大约有近百篇，而专著也有近十部之多，文章前面已经有论及，在此不过多赘述。而对于研究王安石政治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也有不少，在此也不便一一罗列。而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在此列出，以便于梳理民国时期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唐庆增《王安石之经济思想》、林咏荣《王安石政治思想及其批评》、陆光宇《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观察》、郑侃嬨《王安石（1019—1086）》、任鼐《论王安石之新法》、南溟《王安石的经论大略》、王韬《王安石新法集评与其纠正》、王治心《拗相公王安石》、东方镭《宋代政杰王安石》等都是这一时期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相关文章，他们通过对王安石变法中具体政策的分析，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当时“大势所趋”，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王安石本人表示了充分肯定，这与这些作者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吻合，充分展现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政治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特点。

（三）民国时期王安石文学研究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不仅影响了王安石政治地位的沉浮，也影响了人们对于王安石文学作品的评议。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也可以从其文学作品的接受历史来分析，王安石本人除了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之外，也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也留下了不少的文学作品，而对于这些文学程度的接受程度也表明了对于王安石本人的认知程度。

就王安石的《明妃曲》来说，它以新颖的思想以及真切的情感鼓动人心，一出世就得到了北宋诸家的厚爱，欧阳修、梅尧臣、刘敞、曾巩等为此写过和诗，这表明当时对于王安石的作品作为诗坛主流的认同。而到了南宋时期以及之后的历史中，王安石及其变法涉及的利益方面更多，而《明妃曲》也成为了对于王安石批判的标靶，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也从其文学作品来显现。

而到了民国时期的王安石作品研究，多侧重于王安石作品中的思想内容。王安石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因为变法却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其代表性的荆公新学也遭到了许多人的抵制，而许多保留至今的古籍之中的记载也多有偏颇，很多也都是对王安石的片面评价，如果仅仅是针对这些文献来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将没有多大的变化，所以民国时期的翻案之风除了侧重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之外，还从王安石的文学作品角度，研究王安石的思想内容，以及给予王安石在历史上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但是，民国时期的研究也多侧重于政治、经济的角度，对于王安石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并没有专门的专著，但很多著作之中存在从王安石文学作品来分析研究的情况，因此可以稍加整理。

吕思勉《宋代文学》之中极为推崇王安石的“文格”，在他看来“荆公之文格，在北宋诸家中为最高。或谓八家中，除韩文公外，当推荆公”，很多时候学者们只关注于王安石的变法，却忽略了王安石本人的文学素养，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本人也有着极高的文学才能，民国时期的一些人也从其文学角度做出了一定的分析，推动了王安石研究的发展。

吕思勉先生

在茅鹿门的《王介甫曾子固文·揭要》中有言：“介甫有高于千古之才，有博于千古之识……世之论其文者，仅以幽远之意，峭刻之笔目之，所谓见其表而不见其里，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茅鹿门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也是极为推崇，认为其有“千古之才”，而同时王安石的文学作品之中是饱含深意的，大多数人仅仅能看到王安石著作中的“幽远之意”，但忽略了其中的内涵，仅仅从表面来评价，自然是对于王安石作品的不公之待遇。

在民国时期的学者们看来，王安石因为变法而受到诬蔑，“不仅是攻击他的政策，而且污蔑他的品行”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定，许多人可以从其政策之中明辨是非，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的性格，则只有通过王安石本人所作的文学作品之中显现，尤其是代表心中所想的诗歌。

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中说到：

“安石有《众人诗》云：‘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读此诗则安石深知持重，不以浮言稍惑其志，尤是证其强毅之面目。彼以执拗毁安石者，又乌知轻重美恶之权衡哉？”

在柯昌颐看来，王安石的性格是“强毅”而不是“执拗”，这是对于王安石性格的直观评价，在这首诗中很明显能够看出王安石的品行。此诗作于王安石变法之时，面对反变法派的反对，王安石没有自乱阵脚，反而沉着应对，尤其是反变法派列出的种种王安石的“罪行”，王安石本人也没有选择妥协。而这一切在柯昌颐看来正是王安石身上“强毅”性格的显现，并非是一种“执拗”的表现。

而宋朝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多有偏颇，并且这样的观点保留到了后世古籍文献之中。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之中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也多是承袭宋朝对于王安石的观点。民国时期的史学家们摒弃了元修《宋史》之中对于王安石品行的否定记载，他们认为王安石并非是“逞其狡谋，壅阏上听”的佞臣，而是少有大志、能够匡扶天下的人物。而在对于王安石本人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也没有承袭《宋史·王安石传》的经验，而是多从王安石的诗歌以及文学著作之中寻找内容，尽可能地摆脱传统史家们的观念，给予王安石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郑行巽的《王安石生活》]中有一段对于王安石志向的介绍：

“王安石在少年的时候，就自负不凡，屡次以古圣贤高自期许，在二十岁的时候，闭门勤学，以稷契自许，《忆昨诗》就有两句道：‘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后来和欧阳修结识，欧公以太白昌黎相期许，而安石答欧公的诗，则以孟子自况。”

郑行巽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家对荆公事迹、品行参杂了很多“好恶之私”，他强调学者们要了解王安石的品行不单单单依靠史家的记载，而可以从其文学作品的角度出发，了解历史中的王安石。而郑行巽本人也对于王安石本人的诗歌多有研究，其引用的《忆昨诗》也是王安石的经典著作，该诗作于庆历三年（1043年），当时的王安石还没有主持变法，也没有日后崇高的地位，但是心中却有着十分远大的抱负，自比“孟子”更体现了王安石心中所希冀。

民国时期还有对王安石《明妃曲》的再研究。朱自清曾经指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的释义。在他看来，这两句并不是王昭君的自语，更不是王安石的议论，而只是一个行人在听到昭君幽怨的琵琶声之后，对她“在胡言胡”的安慰罢了，而此前王安石以此背负的“背君忘父”、“投敌叛国”的罪名自然也就不再成立，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分析，对于王安石的研究应该是十分有意义的。而郭沫若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对于《明妃曲》的看法，郭沫若认为《明妃曲》的接受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乃是人们没有弄清楚那两个“自”的意思，“那是自己的‘自’，而不是自然的‘自’。在郭沫若看来，昭君心中并没有恩爱的深浅，也没有地域的胡汉，“她对胡汉与深浅，是丝毫没有厝意的”[30]而范冲等人以此诬谤王安石“投敌叛国”、“无君无父”，这自然是有失公允的。

而这一时期对于王安石文学的研究还涉及多个方面，有人通过诗歌来论述王安石的个人的写作风格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有人通过文学作品的研究来论述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总之这一时期的王安石研究还是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因素的，而研究者们对于其作品更倾向的则是和政治相关性的内容，这固然是当时的时代特性使然，在当时的社会里，王安石这位有争议性的变法派人物，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研究者也希望能够通过对他的研究达到社会政治变法的舆论效应，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通史著作中的王安石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中国史学家们开始不约而同地编写通史著作，这和当时的国情有着很大关系，他们企图通过撰写通史理清中华历史的脉络，坚定中国人民的自信心。而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也有不少，较为代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而其中在论及宋史的时候也都提到了王安石及其变法。

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应该算是中国史学的一部代表作品。该书第六编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中的《熙宁新法》，以及第三十三章中的《熙宁新党与南人》中论及王安石及其新法。而该书之中将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相比较，这两位在宋代都进行改革的人物，应该是有着许多共通点的。钱穆认为当时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数是当时的所谓君子”，对于王安石变法钱穆提出了很多看法。尤其是在当时以赞誉为主的环境下，钱穆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认为“新法立法本意，亦有招受当时反对处”；“王安石之开源政策，有些处又迹近为政府敛财”；“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许多冗官闲禄”，“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明明可省的军费，而安石不主节省”，这是钱穆对王安石变法提出的诸多质疑，但对于王安石本人，钱穆也表示了认可，对其表示了充分肯定。

钱穆先生

在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也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了一定的评述，对于王安石新法做出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肯定王安石变法的价值，但对于其变法之中存在的问题也做出了一定的质疑，尤其是谈及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更多的提到了反变法派的阻挠。但他们对于王安石本人来说，都是抱着肯定的态度来看待，认为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是当时时代所需，王安石本人有着独到的见解与见识，对于当时的宋朝来说，王安石变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总结民国时期关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颇多，且一反王朝时期对于王安石的否定态度，开始掀起了为王安石的翻案之风，成为当时的一股潮流。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等都对王安石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但是对于王安石的研究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王安石的研究自然是为了社会舆论的发展，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处于急需进行改革、寻找发展道路的时刻，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评价的正确引导自然会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减少社会变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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