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殉难于何地,300多年来史学界虽有一些不同的争议,但殉难于通城九宫山的说法一直占着主导地位,这种说法被《明史》、《绥寇纪略》、《了凡纲鉴》、《乾隆御批纲鉴》、《罪惟录》、《劫灰录》等诸多史籍所记载。
1926年,郭沫若同志随北伐大军途经通城时,曾上九宫山凭吊李自成,其后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亦指出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
1928年,国民革命军13军50师师长岳森(陕西米脂县人)至此凭吊,以高六尺、宽二尺,厚四寸,上镌楷书“李自成之墓”石碑更换原“李自成坟”石碑和封建文人立在两旁的“罗公丹灶,闯贼荒茔”石柱。
1955年,通城县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和省政府的指示,在离县城二华里的九宫山北原李自成墓址上重修了李自成之墓,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沐若同志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亲自为墓碑题了词。墓成后,有位通山县的同志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出了质疑。该刊在请专家作问题解答时,认为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次年,郭沐若同志根据《历史教学》编辑部的初步论证发了一个声明,宣布注销他的题词。1964年,《历史教学》又发表了专文进一步论证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从此在国内,李自成殉难于通山说占了上风,编进了教科书,而殉难于通城说被取而代之。
我们无意为在官逼民反中起义的李自成,包括后来的洪秀全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即使夺取了全国政权,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过把皇帝瘾,本质上改变不了封建专制,更不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甚至还不如前朝。但作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归宿,应当尊重《明史》考证所作的结论 ,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个历史结论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而《历史教学》编辑部的这些考证并不严谨,证据并不充分,结论显然草率,完全是靠对史料的任意曲解、附会、猜测和所谓专家的闭门造车、标新立异来改变的。不过,在过去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就连刘少奇、彭德怀等一批开国元勋也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而在李自成殉难地的历史结论上轻率的改变一下,这也不足为奇。
改革开放后,过去在政治上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在李自成殉难地上制造的冤假错案仍未还史于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研究领域并非一方净土,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影响,有关方面为了争夺旅游资源,故意伪造文物、史料;拉拢、贿赂少数专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 ,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出卖良知;少数当权者利用权力阻挠通城史志工作者参加1997年北京《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致使李自成殉难地研究变得扑朔迷离、混乱不堪,这些超出正常学术范畴的腐败现象是我们坚决要抵制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现行体制下,受经济利益驱动,要求权威部门改变这个被窜改了的历史结论并非易事,但我们坚信,真理面前谬误站不住脚,阳光之下阴影藏不住身,在大量事实和阳光学术面前,这个历史是改变不了的。不管解决这个问题有多大难度,我们一定要考证到底,让这个早已解决而又重新制造的历史悬案,得出符合客观历史的结论,不让后代讥讽和耻笑我们这一代无能,不留疑难于后世,不贻误后人!
如果说50年代李自成是死于官僚主义之手,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李自成是被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学术腐败分子联合打死的,所谓通山闯王陵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造假,仍在愚弄着亿万中国人民。自1956年至今,在交通、信息这么方便、快捷的条件下,却没有任何一家权威部门的专家、学者到通城实地考察调查李自成的殉难地问题,他们的考证和认定工作基本上是关在房子里完成的,这也是中国特色所在,所以,他们不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他们还不如封建社会的著名学者吴伟业,吴伟业远在江浙都知道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而他们对照地理志却说通城没有九宫山,九宫山在通山,罗公山在黔阳,并竭力贬低吴伟业,说吴伟业不懂湖北地理,凭空画出一条李自成“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沿途恣杀掠,过通城……”的谬误进军路线。
可信史料和文物表明,在通山被程九伯打死的是李自成的族侄——李延,不是李自成;湖南石门夹山的奉天玉和尚绝对不是李自成。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不带偏见、不存在学术腐败,通过调查研究是完全可以达成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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