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诗，一场失败的启蒙运动

白话诗，一场失败的启蒙运动

　　作者：王晟

　　1917年，毛头小伙子胡适回国之后，把他留学期间的业余奋斗成果——白话诗，通过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时髦刊物推荐给大众，由此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乃至波及整个文化界，史称“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由白话诗开始，实在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历来是诗的国度。从诗三百到孔夫子，从孔夫子到以下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都认为诗歌非常重要：“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胡适这一举，正好提纲挈领，击中要害。那些自称诗人，喜欢诗歌，或者只是附庸风雅的大小文人，纷纷站成“改革派”和“保守派”两队。很快斗争见分晓，“保守派”里除了那个搞翻译的林纾还能扛一阵子，其他的竟皆缴械投降。连胡适本人也颇感意外，因为原来他预计这至少要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而实际只用了四年时间(从1916年他在美国的酝酿时期算起)，全国学校内就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诗的这场运动看来是彻底成功了！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今天以一个中国诗歌爱好者的身份来讨论这个话题，或者再退一步，以一个旁观者，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分析。第一点，中国诗歌从文言诗变为白话诗之后，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其成就可以与唐诗，还是可以与宋词相提并论？我们平时张口就来的无非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金还复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僻天下寒士俱欢颜”，或者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是的，若论时间，唐、宋几百年确实比我们现在长一些；但论人数，目下全国网上作诗的人，一天可以搞出一部《全唐诗》来。而我们现在的白话诗无论从立意，从风格，还是就穿透力本身而言，除了顾城、海子等人的少数几首不成体系的作品，绝大多数诗人的绝大多数诗歌实践都已经沦为了西方世界的影子，比如：徐志摩、穆旦，比如朦胧诗之后的各类新诗，韩东的“他们”、于坚的“口语诗”、沈浩波的“下半身”、非非主义、活塞主义、荒诞派等等，都有意无意地在模仿西方诗人。

　　当年胡适搞白话诗，工具主义的色彩甚浓。他自以为故事换了一种说法可以说出好故事，殊不知，故事没变得更精彩，而故事的主人公却从此不见了。我这话的意思是白话诗兴起以前，中国人写诗至少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在写中国诗。而白话诗兴起以后，中国人是什么？中国诗是什么？就彻底地变成了两个大问号。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一点，是中国白话诗歌本身的失败。

　　而第二个失败就牵涉到文学革命半途被政治启蒙所绑架的这个事实了。众所周知，1919年的5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可以说是由白话诗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脱胎而来，又受了当时现实政治的刺激，演变为波澜壮扩的学生运动和启蒙运动。今天，虽然已经时过境迁，我们仍然可以从胡适的回忆录里看到，他其实是非常不情愿由他一手发起的白话诗运动演变为这样一场“启蒙运动”的，他宁愿称之为“文艺复兴”。因为“启蒙运动”来源于以法为首的西欧（陈独秀当年留学法国，颇受法国革命精神影响），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为诉求。而“文艺复兴”来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亚平宁半岛，是文学和艺术的再造，是人的精神的重新发现。前者针对的是封建专制，后者针对的是教会神学。胡适知道，小小的白话诗是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白话诗乃至白话文，说穿了只是一件小小的工具，如果内在核心的东西没搞清楚，那么一件工具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所以，胡适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自己其实很清楚：“学理输入”也好，“整理国故”也罢，如果没有成竹在胸，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小心谨慎为妙。

　　那么说到启蒙，启蒙运动的实质是非常西方化的。我们知道，自罗马帝国被基督教征服以来，西方历来就是一块信仰至上的土地。所不同的是，宗教改革之前是教会说了算，宗教改革之后是每个人可以“因信称义”，不需要什么权威解释。所以，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之间总是贯穿着宗教改革的线索，甚至到后来的尼采、黑格尔等等大思想家，都是围绕着上帝问题在做摇摆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则是在这个大的体系框架内的两个解决方案，或者说是两个比较得到世人青睐的西方的“解”。胡适也许知道，也许确实不知道，当年的这场启蒙运动之所以会发生，其实就是因为白话文的兴起，一下子割断了知识界与传统精神的传承关系，使得当时的思想领域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而一班涉世未深的学生们在高喊“输入学理”的同时，却把人家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里长出的两颗果实采摘过来，硬要嫁接到自己这棵失却了根部养分补充的中华文明之树上。用“缘木求鱼”来形容是这种失败最恰当不过的了。

　　其实，中国诗也好，中国文化也罢，要复兴只能从自己根子里去想办法，“哪里跌倒的从哪里爬起来”。就拿中国诗歌来说，古代诗歌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歌承载了很多诗歌以外的社会功能，比如，中国自古就有文人清议的传统，诗歌在那时候就是社会舆论。你看杜甫的诗，苏东坡的诗，你看东林党人，难道不是为了上达天听，干预社会的吗？儒家说“诗言志”、“文以载道”，以前我对这两句话很反感，认为它阻碍了诗歌的发展，现在我却以为这正是中国诗歌的特色所在：中国诗歌虽然不是新闻报道，但比新闻报道的力量更大！中国诗人虽然不是战地记者，但比战地记者更懂得“内圣外王”之道！

　　愿我们所有中国诗人携起手来，帮助中国诗歌走出西方诗歌的阴影，也愿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携起手来，帮助中国社会走出自己精彩的道路！

　　2010-9-28

标签： 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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