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近看到王小东先生的一个讲话，很有感触。有媒体问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书，有没有时机上的考虑？他说：没什么时机考虑，我们一直想说话，但一直没机会说，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就说了。
王先生的话很朴实，却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长期以来，主流媒体高度排斥类似《中国不高兴》这样的声音，全面亲西方。纵然对西方要有所批评，也只能宛转、曲折，生怕人家不高兴，或者触犯某种“政治正确”。谁要是主张对外强硬，立刻会遭到围攻或封杀。主流媒体就象一个养鸽场，里边只有鸽子才能生存，缺少鹰派的声音，有阴没阳，严重阴阳不调。
《中国不高兴》的出版，给过于阴柔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一股阳刚之气，起到了一种“补钙”作用。在这方面，王小东先生最具代表性。他的主张，无论是弘扬“尚武精神”，还是提倡“持剑经商”，都充满英武之气。中国知识界、舆论界对西方顶礼膜拜这么多年，太需要补钙了。知识界与民间不同，民间网络上的阳刚之气十足，不但不需要补钙，有时还需要降降火；但知识界在貌似冷静的背后，给人的感觉是缺少脊梁。
为中国知识界补钙，重振阳刚之风，这是《中国不高兴》出版的第一大意义。
二，《中国不高兴》代表的无疑是中国左派和民族主义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的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发起的一场启蒙运动。这本书就是启蒙读物，目的是振聋发聩。但这种左翼的声音与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相比，显得更加成熟、理性。在这本书中，我所熟悉的王、黄两位作者，都表示了对自由派核心主张，从市场经济到自由民主的高度认同，只不过认为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有待商榷而已。
衡量一种思潮、一种声音是否成熟、理性，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怎么对待自己的对手，能否从对手那儿吸取营养。任何一种声音，能够长期存在，能够吸引那么多人的认同，能够与你形成对峙，必然有其合理内核。如果将对方贬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似乎对方已不耻于人类，只能天诛地灭，这恰恰证明自己的偏激与偏颇。只有能够看到对方的合理内核，进而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这才是成熟的标志。
仅仅几年之前，左右两派都远比今天稚嫩，非理性的声音占据上风，左右之间势同水火，完全不能沟通，只能鸡同鸭讲。近两年，左右两派开始相互有所靠近，不是说极端的声音没有了，但是理性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考虑到整个社会情绪都在向左转，此时左派的理性与温和，更加难能可贵。与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时左翼声音的单薄不同，今天，左翼在民间尤其是网络上已经积累了宏大的声音。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不高兴》代表的是左翼的理性部分，这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也是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三，《中国不高兴》的主题是讲中国要有大目标，但在我看来，目标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中国早就有大目标，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缺少大目标，而是大目标太多。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大目标。王小东先生也说了，自由主义也有其大目标。西山会议的发言，就是贺卫方们的大目标；樊纲们所设想的让中国与美国“并轨”，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大目标；左翼如乌有之乡，也有自己的大目标。政府官员，无论口中说的，心中想的，都有自己的大目标。政府经常宣讲的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包括原来的四个现代化，当然都是大目标；而一些官员心中设想的，要把老婆孩子弄到国外，将国家财产变成囊中之物，让中国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乐园，也可以说是一种大目标。
大目标太多，千奇百怪，要统一到一个旗帜下，基本不可能。目标的分化、混乱，主要由于两个原因。其一，利益分化，阶级、阶层的分化，造成了价值理想与现实目标的分化。不同地位、角色的人，目标肯定不一样。就算努力避开矛盾，寻找共同点，意义也不大。相对靠谱一点的是爱国主义，但也不能涵盖所有人。因为有些人就是以卖国为生、为荣，通过卖国牟利，就是不希望中华民族复兴，乐于看到中国对西方卑躬屈膝。他们嘴上不这么说，或者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但实际上就是在这么做。
这种分化其实很正常，其他国家也这样，目标多元，却并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目标不但多，而且给人以混乱感觉。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讲到第二点：政府说的和做的不一样，造成了目标混乱。
中国至今还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如果政府说一套做一套、这样说却那样做，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必然造成价值和目标的混乱。例如，政府说是要构建和谐社会，但一些官员老是在制造不和谐，就连乌有之乡这种思想学术的门户，也要来查抄、封网。政府说是要建设小康社会，但许多官员早就不是“小康”问题，他们的海外存款，美国的，瑞士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政府又无力遏制他们。这种时候，还忽悠老百姓“奔小康”，人家当然不服气，不感冒。
官方的言行、表里不一，是当下中国价值观、大目标混乱的关键原因。由此来理解《中国不高兴》一书，它的作者或许是想在官方宣称的、不能兑现的大目标之外，另外找到一个既有可能兑现，又能得到官方和民间认可的替换目标，以此统合人心，凝集中华民族的战斗力。所以我说他们是在启蒙。
我看到书中王小东、宋晓军都具体谈到大目标，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误？宋说的大目标有两点，一是经济变依附为自主，二是强化军工、军力，以保障这种转型。王的大目标也有两点，“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外争族权”具体讲就是中国一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二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换言之，就是要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政治话语权，更多的经济资源分配权。王小东和黄纪苏两位说得很直接：中国就是要带头打碎现有的国际格局，不但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而且要重塑世界新秩序，造福人类。
在这里，我们回头来看一看政府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虽然政府或许没有领导和重塑世界的底气与雄心，但在外争族权，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和经济资源分配权这一点上，与《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方向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们很多时候是只做不说，或者说的时候比较低调。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涉及一个对实力现状的判断问题。
在这个问提上，我觉得《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本身也存在分歧。宋晓军先生所说的两大目标，换一种说法，第一个目标就是经济上摆脱对外依附，第二个目标是军事上免于外来威胁。既然把摆脱经济依附和免于外来威胁作为奋斗目标，说明我们的现状还是经济依赖于外，军事力量上不足以抗衡外来威胁。在这种现状下，如果还大声嚷嚷，要把人家怎么怎么样，这不是自找苦吃，自讨没趣吗？
王小东先生显然不同意这种判断，他认为此次危机对中国而言只是“有钱不会花”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中国今天与西方在经济上的联系，也并非“割不断”。中国完全可以不靠美国市场，凭内需就可以为经济提供强大动力，不必在乎海外市场的萎缩，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创造出足够的有效需求。
我相信宋晓军先生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宋先生的判断。中国这么多年积累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扭转的。拉动消费、改变分配结构绝非朝夕之功。4万亿听起来很多，但即使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直接分到国人手中，每个人也不过3千多元。3千多元在今天能干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钱到手后，恐怕大多数人还只能选择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吧？何况，4万亿还要分几年投入；何况，它绝对不可能分到每个人头上，弯弯曲曲后，贪官们总要拿去一大截，再浪费一大半，剩下来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还能干些什么？何况，政府要投下4万亿就必须举债，很可能需要增发货币，带动通胀，老百姓钱还没见到，就已经贬值了不知多少？既然就连全部分配到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拿其中部分出来解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当然作用更加有限。
投资方面也如此，据说失业民工已达到几千万。这么多人，总不可能都让他们去修路吧？凯恩斯主义也好，罗斯福新政也好，对今天的中国确实有意义，但也不能高估其意义。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中国经济顶住金融风暴的第一波冲击，让中国缓一口气，不至于一冲之下就土崩瓦解，缓过气来后，再徐图其他。一些人曾对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处境很悲观，认为会比美国更糟。确实，如果没有政府的计划顶这么一下，对外依附严重的中国经济有可能在外来冲击下崩解。那时候，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火烧楼塌了——美国的楼塌了，还可能较快建起来，因为人家的那些砖、瓦还在，还能用；中国的楼塌了，可能就立不起来了，因为其中太多的豆腐渣。
如果说通过这种罗斯福新政就能使中国经济实现自立，完成转型，那么市场“看不见的手”就可有可无了，历史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刺激经济计划之所以能起到缓和危机的作用，前提是中国经济受到的伤害还不太大，机理是与危机因素进行了一次对冲。如果此时我们主动将对外依附的部分停下来，就等于自己把自己的躯体切去一半，到时候，什么样的输血手段也将无济于事——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中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增加了，中国仍然只能和美国好说好话，甚至还不得不增持美国国债。大家都在危机之中，彼此都增加了相互需要。比之危机前，中国更需要尽可能多地保持出口份额。尽管出口的减少已成定局，但能够少减一点，就必须尽力争取，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点会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现在我们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并没有减少多少。就算全力以赴转型，可能也需要个一二十年。何况还不可能全力以赴，客观上其他目标会分散资源，主观上既得利益集团不会甘于简单转型，他们总要找到新的赢利模式，将转型引入他们新的赢利模式轨道上去。
在转型站稳脚跟之前，中国还没有资格大声嚷嚷说要把别人怎么样。确实，你不大声嚷嚷，人家也未必就猜不到你心中所想，但至少不会激化矛盾，逼得对方不得不马上就把你怎么样。三国时，曹操明明知道刘备才是自己的对手，但刘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味装傻，使曹操终于放过了他。不妨假设另一种情况，如果青梅煮酒时刘备自己跳出来说“天下英雄，老子和你”，曹操还能放过他吗？
王小东先生有很多精彩论点，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他的逻辑最彻底，话听起来也最有劲，最过瘾。他习惯于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有可能是抓住了本质后的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天机，但有时候也确实把复杂问题想得过于简单，打偏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与王先生商榷。
例如，他说到国际贸易中有一“奇怪的事”：你天天给我干活，给我提供货物，我只需要打白条就可以，但我并不高兴，反而天天去你家敲门，说我不愿意打白条，愿意给你货物，给你干活——其实，这个现象一点不奇怪，因为国际贸易中的“白条”，并非“白条”，而是真金实银；“白条”能够兑换多少货物或服务，也绝不是由某一方说了算，而基本上只能等价交换。既然是等价交换，买东西就必须先赚钱。大家知道，只有卖东西才能赚钱，买东西只花钱。所以，各国都以赚钱——卖东西作为优先，喜欢顺差，不喜欢逆差。世界上惟一不须要赚钱就可以花钱的只有美国，美国拥有这种特权，为时也并不长，是从1971年尼克松政府关闭财政部“黄金兑换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解体后开始的。在此之前，持有美元可以兑换固定比价的黄金，美国政府必须兑付。所以，历史上世界各国争相获取更多出口的目的，绝不是害怕依赖进口会被对手“养懶了，养废了”，而是其他国家并没有美国这种不赚钱就可以花钱只须“打白条”的条件和资格。
这种特权对美国来说，也不是无限的。过度运用的结果，就造成了今天的危机，并引发各国反弹。没有这种特权，美国人的过度消费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对这种特权的依赖与滥用（缺少制约的权力不可能不被滥用，因为它是最省力的“赚钱”方式——直接印钱），扭曲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使其建基在一种虚假的需求之上。就象黄纪苏先生描述的：楼越盖越高，但楼本身是歪的，所以越高越危险。
因此，中国提出来的，建立超越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才是防止危机的对症良药，也正好打在美国的七寸上。大家知道，美国欠债很多，据说高达70多万亿美元，比全世界的GDP加起来还多。如果这个债要由美国人干活来偿还，不知要还到牛年马月？但只要国际货币发行权在手，美国就不怕还不了。一旦这个特权没有了，美国经济确实有可能被巨额债务及其连锁效应包括信任危机压垮，至少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要大幅倒退。现在，国际上的美国政府就象国内的中国政府，人们不怎么担心中国国有银行中的存款，就是因为有央行的货币发行权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后盾。
所以，美国不出人意料地坚决反对中国的提议——贪婪者闻到腥味后，绝不愿意再回去吃素。那些以为美国高尚、文明，或者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干坏事的人，不妨睁大眼睛看看这个案例：明明自己是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明明美元特权是祸根，是害人的东西，美国还死抓在手中不放，却妄言要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这与国际集团的高层不愿意放弃奖金，与一些专制国王“不管死后洪水滔天”，本质上是一样的。崇拜美国的人，总喜欢说中国这不行那不行，但现在就连中国的官员，也开始搞问责免职了。虽然其中有不少“假摔”，但总比美国连样子都不做一下，反而振振有词要强。
在这个时候，在不愿意放弃祸害全世界，给无数人带来损失和苦难的特权的同时，美国却说什么它关注着西藏的“人权”，关心喇嘛们有没有机会给达赖下跪请安！美国的口是心非，这里且不多说它，我只提一点：美国总爱表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所谓集权国家自由民主人士的支持与关爱，既然你这么关心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接到你美国去呢？相对中国而言，美国地广人稀，绝不会装不下这些人；这些人既然如此在乎民主自由，应该也不会拒绝到美国去享受自由民主；那些国家可能正巴不得麻烦快点离开，也不会坚持不放人。这么一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美国为什么不做呢？
还有，美国也爱表示自己对独裁、专制国家的痛恨，既然这样，它为什么不与其他富国联合，将财富让所有国家共享，实现世界大同？这样的话，什么独裁，专制，恐怖主义，贫穷，饿死人，等等苦难与罪恶，不就都没有了吗？美国为什么不做？为什么它每一个貌似正义的口号和行动背后，都是损人利己？为什么它每次都是要求别人，从不要求自己？在要求别人的行为与享有特权的它看齐的同时，却不答应与人家分享特权。就象国内的一些精英，只知道指责农民工粗鲁，贫民窟有碍瞻容，却不愿意或不能拿钱出来，让穷人住得体面，可以接受教育，过有体面的生活。
民主自由确实是好东西，但其有效运行需要一定条件。有资料显示，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的矛盾高发期，这也符合第三波民主化一些国家的经验事实。如果美国真的热心支持中国的民主，可以先在科技上、经济上帮助中国，把这一道关口渡过去后，再来大搞民主，自然水到渠成。世界上新兴的民主政权，从二战后的日本到冷战后的台湾，都是走这种在外来帮助下快速渡过矛盾高发阶段的路子，所以其民主化进程才比较顺畅。当然，美国帮助它们，也不是因为价值理念，而是出于战略需要。可惜，对于今天的中国，美国的战略需要要求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的发展，还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一直没有松动。现有还维持的一些合作，只是因为中国的块头已经够大，许多事情少了中国不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期盼注定要落空，还必然把他们自己也拖入困境——一个不帮忙只捣乱的美国，不可能不遭到中国民众的反感，同时殃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对立，根由就在这里。
可见，只有当我们有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分配权后，我们才能大声说狠话。中国的尴尬是，当我们把拥有这种实力作为大目标时，我们不能说；当我们已经拥有这种实力可以说时，我们又已经超越了这个目标，目标已不成其为目标。
不过，政府不方便说不等于民间也不能说。《中国不高兴》提出大目标的意义或许在于：说出政府只能做不能说的，告诉民众，我们有大目标，但不是官方表面宣讲的和谐世界之类，而是实实在在地崛起于世界，振兴中华。如果此目标能够统合民众的思想，将会发生什么？或许，中国人就会变得象危机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一样，充满集体主义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中国有不少人仇视日本人，但你不得不承认，在集体奉献精神方面，中国不如德、日，甚至不如南韩。中国人是能够吃苦耐劳，但主要是习惯于被动接受、忍耐，缺少主动牺牲、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需要大目标激发，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无惧于外部环境的严峻、无惧于复兴过程的艰辛，才能实现跨跃式发展。
但是，前景不容乐观。民众的牺牲与奉献，不可能在精英醉生梦死、狂吸民脂民膏的屋梁下上演。而精英，很难想象他们能够自我约束，违背“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用耶酥的话说：要富人放弃利益，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在政府不方便说，精英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政府在相当程度上还被精英挟持的背景下，《中国不高兴》所言的大目标，很可能只是一支悲歌，一曲绝唱。
绝唱也要唱，悲歌也得歌。由此又引申出《中国不高兴》的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对精英们内则自私自利、外则奴颜婢膝的嘲讽、揭露和批判。这是这本书表达最有力，让人感觉最“爽”的章节。黄纪苏、王小东这两位语言大师，将骂人演绎成一门艺术。酣畅淋漓，让我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思想与文字大餐。
纵然《中国不高兴》所言的大目标最终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耽搁，被葬送，但对于读者来说，此时能听得高歌一曲，已经是一种享受，已经拥有了一笔财富。
标签： 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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