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杂谈3 周易的编撰者是周文王姬昌
一，条件与基础
周文治易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其前辈奠定的社会基础，都是十分有利的。
由殷商上层传续的易文化，终于被周人搞到手了，具体详情说不清楚，事出有因，查无结果，也许最高机密不得他人与闻吧，也许不太光明正大唯恐被人鄙夷讥刺有损正面形象，总之，对于把易搞到周族来的这类秘密史上没有留下片言只字。
很可能在周文前的父辈季历甚至祖父古公时代就已搞过来，搞的过程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周族的确掌握了易文化的历史事实。
自古公亶父率族迁来周原之后，经其治理，民安国富，日渐强大，故如诗颂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实始翦商”句即活脱脱的点出了周人的雄心，兴周灭商这一勃勃雄心从那时即已生根，且又一代代地传递下去，经季利以至文武。
古公之后其子季历，不仅已拥有易的丰富秘籍，而且“继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周族益加稳定强大起来。
易文化，夏商易以及历代留下来的有关材料堆积一起如同一座小山，在门外人眼里实在一无用处，只能做烧柴，可是周族的代代头领们却均视之为珍宝，秘之藏之，爱护备至，尽管为此已经令周族危机四伏牺牲巨大，然而仍然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在拥易治易上绝不退缩分毫！
总之到了周文时期，易文化已经被周族掌握，社会稳定不断强大，尤其是兴周灭商的雄心大计牢牢扎下深根，具备了全力治易的必须条件与基础。
二，治易是坚定不移的历史使命
灭商兴周几代积累一起的宏图伟业，一下子落到了周文身上，他自然深知，成就这种改朝换代的大事，绝非轻而易举，必须有充分准备和有利时机，否则不但不会成功，反而将家破国亡千秋笑柄。准备什么？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即万众拥戴四海归心，此外还必须具备坚实的文化实力，即居于易这个文化高峰，因为它是王权神授统领天下最重要的标志和象征，欲要称雄天下，没有它绝对不行。上述四条中，前三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有了基础，最难办的当然非最后一条的易文化莫属。
虽然有了易文化全部秘籍，但那都是不完善不系统的，内容混杂，理念纷争，难以临世应用，必须大刀阔斧予以统一编撰、实际验证、补充完善，可知难度之大工程之浩繁，实非常人所能想象。
面对历史交付的如此艰巨责任，周文没有选择余地，是一定要接受并且肩负起来的，这可以说不但是周文竭尽全力为之奋斗的目标，更是其孜孜以求一往直前的强大动力！
所以周文很早即能接触易文化，并能得以精进至于易学水平相当高的程度。
三，才能、天赋与机遇
应知，周易绝非有几个文人坐而论道、耍耍刀笔所能完成，那是不仅仅具有最高端的易文化智慧，还必须亲自经过无数次易理验证的实际操作，特别是连续研讨通力合作能力更不可少，条件要求十分苛刻，而且须要足够的时间，短时间内是不会收其功的。
然而，周文圆满地完成了周易编撰的伟大历史使命。具体原因，除了上述提及的良好条件与基础和历代所树立的兴周灭商雄伟目标的强大动力之外，还同时具有周文本身的天资和才能这个要素。周文自幼即成长在浓厚的易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加之极高的天赋与严格的家学传授，为其易学造诣至于炉火纯青境界准备了前提条件。更值得一提的是，周文具备足够的时间条件，即位前后都有充裕的治易时间，46岁即位,在位50，寿为96，与易相伴研修不止长达八、九十年。在其一生中尤其有利的是囚于羑里与外界事务隔绝七年之久的特殊经历。所以周文姬昌完成周易的编撰，应当说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
此外还有以下两个佐证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四，司马迁的三次记述：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报任安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司马迁只说文王演周易，而且说过三次，没有提及任何别人，包括周公姬旦，这是不可以等闲对待的，此无疑为文王编撰周易最为有力的文献证据，后人无能撼动。
五，现代考古的证据：
安阳殷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一片卜甲上，除有四组数字卦的刻迹外，还有阳九、阴六的刻迹。专家研究后认为：“卜甲乃周人之物，而非殷人之物。其形制是周原式的，因此，该卜甲很可能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的遗留之物。”这是极其重大的发现，因为周易与夏商易的主要区别之一即在于此，夏商用数没有九，出现九的一定是周易，所以这一物证无疑表明：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周文在被囚于此期间进行易理验证与易的编撰的操作场所，“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说不虚。
安阳为古羑里所在地。由此也足证司马迁所言是准确无误的，无愧于千古史家之称，值得称道信赖。
六，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肯定，周易最终编撰者一定是周文王，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摘去这一桂冠，这个结论是肯定正确的，合乎司马迁史记记载和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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