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武断一点地说，一个人一旦死去，他就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也就是对死去人物的评价。这个评价，对于其本人没有任何意义。“死去原知万事空”嘛。但是，我们却愿意去品评历史人物，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哪个人没有评价过历史人物？哪个人又能够避免在死后被人评价？近来，尤其是在网络之上，对于历史人物（近者如毛、邓，远者如秦皇汉武曹操刘备）的评价越来越出现极端化的倾向。歌之，则圣人；毁之，则大盗。往往两派攻讦不断，甚至破口大骂。当然，这里有一个原因，大抵在网络之上，不偏激的观点基本上不会吸引人的眼球。不过，这不是好的现象，更不值得提倡。我们需要相对客观的评价历史人物。这里说的仅是“相对客观”，因为一切评价都是主观的评价，绝对客观是不可能存在的。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评价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评价历史人物？我想，大概有以下几种目的。一是打发无聊，作茶余饭后的谈资，随便说说而已，仿佛家长里短。二是吸取经验教训教育自己和他人，或是树立榜样加以学习借鉴，或是树立反面典型避免重蹈覆辙。三是以评价历史人物而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如攻击敌人，巩固自己。在这几种目的之中，我以为第一种目的不应支持，也不必反对，第二种是应该选择的，对于那些有第三种目的的人，则应防范，不应使其得偿所愿。一个人不会将其目的明确地表现出来，我们更不应对方观点与我们相左，便进而怀疑其目的不纯（当年反右倾的扩大化不正是因此而将所有与官方观点不同者都划为右派甚至打成反革命）。所以说，目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是扪心自问，则足矣。至于他人，我们管不了，也不必管。
其二，评价的依据。有第一种目的和第三种目的的人可以对历史作随意剪裁，用演义、野史、传闻可以，用歪曲的、片面的史实也可以。但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二种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真实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首先这些历史资料必须是真实的；其次必须是全面的。以这些真实的、全面的历史资料的为依据，经过认真地比较、分析，才能够做出评价。
其三，评价的标准。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其实很多。比如以道德水平为标准，我们常常的评价是君子、小人。以才华学识为标准，我们可以评价出军事家、诗人、艺术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一标准下被评定为优秀的人物，在另一标准下可能会被评价得很差。比如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甚至不是一个好人。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应该采用的标准是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影响。
其四，功与过的问题。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功与过并论，加以比较。其实，功与过是不能进行比较的。功是功，过是过，既不能以其功掩盖其过，也不能以其过掩盖其功。以林彪为例，作为一个叛国者，作为一个在60-70年代祸乱天下的人，罪不容恕。但是，这些重大过错，不能掩盖其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其五，主观意愿与现实结果的问题。很多人往往从现实的结果倒推其主观意愿。这样做是不对的。主观意愿与现实的结果往往并不一致。举例而言，一个人伸手去打苍蝇，却一不小心打碎了桌上的一个花瓶。你能因为花瓶碎了的这个现实结果，就得出他是故意打碎花瓶的结论吗？在政治活动中，很多政治家其实都有类似的困境。他们往往是想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但是找不到办法，或者选择了错误的办法，结果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果。王莽的复古改制就是一个典型。王安石的变法也导致了很多与他设想相反的结果。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王莽、王安石进行改革的初衷。
最后，简单谈谈毛的功过问题。
先说功绩：
1、推翻了中华民国的统治，建立了一个主权相对完整、相对统一、安定的新中国。中华民国时期，存在租界、盗匪横行、军阀割据、黑帮林立、黄赌毒泛滥、贫富极端分化、人民生活极其困苦。49年之后，租界、黑帮、军阀、盗匪逐渐消失，国家总体安定，没有大的战乱，治安状况大幅改善，贫富分化的现象得到了消除，腐败现象比较少。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2、参与领导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毛在其中的贡献，不可抹杀。
3、领导建立了中国现代工业体系。中国现代工业体系建立于1950-1960年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化工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都是在毛的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这是一大功绩。
4、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49年以前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极其有限。但49年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力非以往可比。其中恢复5常地位只是一个例证。
再谈过失：
1、在外蒙、黑龙江以北等领土问题上没有与苏联力争。外蒙在民国时期独立，国共双方当时激战正酣，自然无暇顾及。但事后加以承认，以及清朝被沙俄占领的北方领土，在建国后没有力争，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丧失大片国土不能说不是一大过失。
2、发动文革，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境地。这一大过失，不用多言。
3、在经济建设中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导致经济发生巨大波折，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1960年，GDP增长率为-30%，为世所罕见。同时，各行业发展不均衡，农业尤其落后，日用必需品匮乏。
4、未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体制，民主宪政没有得到坚持，家长制盛行，人民的私有财产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公权力滥用的现象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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