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主义”是个用烂的词，这里的“人本主义”是强调从鲜活的、具体的“人”来看问题。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现在平均有七、八十年，但这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一定不是平坦的，七灾八难，需要忍受不同程度的疾病和贫穷的困扰；要忍受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伤害，要忍受正常欲望不可求和感情冲突的折磨。这种种“灾难”如果是个人运气差或是意外造成，或是自己不慎、不努力，或是自然灾害，这些是和统治社会的政治家们无关的。如果对人造成的灾难是与社会群体事件有联系，这就要追究当时的“政治人物”，从他们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来得出结论。一个具体的人，一生中受到各种磨难是大概率事件；而得到“天上掉下的馅饼”一定是小概率事件，甚至是不会的。所以从人本主义出发看问题，任何政治历史人物不可能直接带给民众什么好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就是人本主义的态度。从人本主义出发去评价政治人物，很简单，就是看这个政治人物在历史上是否给民众带来灾难，没有带来灾难，或是遏制了可能发生的灾难，这样的执政者是值得肯定的，反之则是应当被否定的。
从人本主义来分析评价历史人物也许会说从个人角度看政治人物太狭隘，要站在国家、人民的角度去看，要站在是否推动了历史，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去看。人们喜欢从“整体”上去看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所遇到的不同问题，似乎找到这样的话语，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如同找到“仙丹”，吃了之后百病皆除，长命百岁。这种思维方式促使了社会理论的发展，但任何一种社会理论不可避免要使用大量的抽象概念，理清这些概念都是困难的，使用这些概念只能是有一定人文社会学知识的人，是和研究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专业人士有关，是和大学里研究社会学领域相关院系的师生有关，至少也是人文历史知识的爱好者和求知者。除去这些文化人，对于每日操心基本生存物质的广大百姓来讲，搞清这些概念是没用的，甚至是无聊的事情。一个普通百姓，可以知道具体的人和家庭，但说不清“社会”是什么；同样，一个家庭的兴衰不能随便说成是社会的兴衰。在动乱的年代，政治家们利用了人有求知的精神和无知的虚荣，有意无意用大量弄不清楚的“概念”来鼓吹革命，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加上修辞性很强的情感话语构成了所谓的“意识形态”，人们围绕这些“意识形态”争论不休，也激动不已。在这基础上对政治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不会有“共识”。我们从国家、民族的利益，从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前进，对国家治理和控制，……来看这些社会学上的问题，也存在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但这只能由对政治学术有一定基础的“学者们”去谈论，如同评价某人昆曲唱的如何只能在京昆爱好者之间谈论一样,评论某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只能是专家、学者们的事。今天我们对最重要的政治历史人物评价争议很大，而面临的是广大民众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五、六十以上的中老年人需要回顾自己的经历和重新认知；是中青年人需要符合基本逻辑的人文知识和更多真实的历史；是青年学子们需要了解真实的中国和世界。为此，我们需要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对政治历史人物的评价。
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和从空洞概念（意识形态）出发去评价同一政治历史人物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前者的结果是清晰的，有理有据的；而后者的结果是混乱的，经不起推敲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发生了极普遍的饥饿现象，如今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记忆，大批平民死于饥荒是历史事实。灾难原因是全国上下的“大折腾”，掀起这场“折腾”运动的主要政治领导人是要负责的，是应当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得出这样的评价是从人本主义出发，是具体的“人”因政治人物掀起运动而受到灾难。有观点认为这是探索先进社会而付出的“学费”，目的是好的，这种评说就不是从人本主义出发，而是用空洞的“概念”来为政治家开脱罪责。
文革造成了全国大中小学的停课，学校教学设施遭到严重损坏，每个学子求知的欲望被扼杀，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如果把全国每个学子这几年的学费、精神损失费、教学设施损坏费汇总加在一起，这一定是个天文数字。学生在校不小心损坏一块玻璃都是要赔偿的，文革造成的损失也应由运动的发起者“赔偿”，没有必要强调其它理由。这笔债务远高于汶川地震对校舍造成的损失，远高于被执行死刑的腐败分子所贪污的钱款，但很少有人提及这个问题。这就说明，如果从“政治”（一个空洞的概念）去看问题，一个常识性的，简单的逻辑判断也会失去标准，无法判断是非，形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中国式逻辑。文革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所有大中小学校中断教育，千万教育工作者遭受侮辱，不少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掀起这场浩劫的政治家还需要赞扬吗？有争论的需要吗？就是从虚幻的各种意识形态上去赞扬他，不也是显得苍白无力吗？
再如我们赞扬某个政治历史人物，常常评价某政治人物创造了什么伟大的“╳╳思想”。首先要清楚的是一个人的“思想”是指这个人的言论汇集。如果言论不是系统论述某个问题，只是执政时散落的言论汇编，这样的言论不过是时间性很强的“说法”，冠以“思想”有点用词不当。对这些说法要评价应当转到执政时的政治举措给社会各界民众带来什么具体的影响；如果该政治家对某方面有系统的论述，所著述有否学术价值，可以称得上“思想”，这就需要由这方面的专家们来评判，而且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帝王或终身“政治家”能被称为“思想家”的，他们至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系统的著作。同时真正的思想家一定是孤独的，他的“粉丝”一定不多，被权力炒作起来的“思想家”一定是“假的”，无意义的，这都是“思想”这一概念的属性所决定。例如有人赞扬“打不赢就跑”的战争策略，称之为“伟大军事思想”，这种“赞扬”实在太“肉麻”了，打不过就跑，是连阿猫、阿狗也知道的道理。
民族、国家的利益是什么，是个复杂而且很难得到统一共识的“概念”，例如人们常赞扬某政治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实在是一个感情上的话，如果把它作为赞扬该政治家的“证据”，是没有逻辑性的。如果这个“站起来”是指中国人在世界上得到尊重，是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具有的中国护照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多数国家，则新中国在七十年代才进入联合国，至今还不能自由出入世界上的主要大国。而在四十年代末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指什么呢？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普通人和政治家是没有什么关联的，正如有哲人所说，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悲惨的时代；一个勇于抛弃自己英雄的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这些话粗看似乎是胡说，但仔细想想是至理名言。对于政治历史人物不能自由评说首先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而对一个逝去三十多年，铁的历史事实摆在哪里，而对他的评价会截然相反,甚至可能引发肢体冲突，这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如果是个常态社会，不是环境因素，普通人积极参与评价历史人物一是出于好奇，对知识的追求（这是人性所为，有人重一点，有人轻）；二是对“天理”的维护，是对是非观念的表述；三是要以史为鉴，知道我们在现实的政治冲突中应当维护什么。这三点都是基于基本的人性，源于古今中外基本的伦理道德。但人是处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很可能没有条件去思考，去评价。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对争论的政治历史人物都喊过“万岁”，甚至可能是在激动的泪水下去喊，因为都知道喊不喊，喊得响亮不响亮，都可能关系到你是否可以继续存活或是得到多少生活物质的切身问题。今天也还有很多时候需要对政治历史人物表态，例如在课堂上，在答试卷中，在职称评定中，如果是确定好了结论，并暗示或直接告诉过你如何回答，这时出现对人物的评价也是没有意义的。打着政治历史人物的旗号来实现执政者的政治目的，如当年 在重庆，在这种环境下也不可能对政治历史人物做出正确评价。其实也没必要去评论，就像一个企业找个演员代言做广告，人们不会追究这个演员的人品真正是怎样的，人们只是关注产品真正的质量。
公开、公平、公正评价政治历史人物越来越不可避免，如果我们确定不了评价的标准，例如一定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则评价不会有结果，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希望能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环境。去年一些人打着政治历史人物的图像游行，一个老人提出不同看法，被一大学教授打了耳光。这个事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告诉人们，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不讲理的时代，依然是“胜王败寇”，文化人也可以是“暴徒”。不讲理的环境中，任何言论都是多余的！然而百年来国人遭受的种种苦难所告诉我们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讲理的时代，讲理就是让人说话。双方辩论中，某一方讲的未必是真理，但不让人讲话的一方一定是害怕真理。我们现实中的执政者要有自信，而这自信，就是不用有争议的历史来证明自己。普通人和执政者都可能继承到遗产，前政治历史人物的确给现在的执政者留下了极大的遗产，但任何遗产都是“资产”和“债务”并存，当你继承和享受遗产的成功部分时，请注意偿还“债务”。而前辈留下的无论是“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还是“建设民主自由新中国”的承诺，如今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无法兑现的。所以遗留的“净资产”是“正值”还是“负数”是值得认真思考。
我们要用人本主义的态度来评价政治历史人物，这就是拒绝将政治历史人物看成“神”，从人的角度去评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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